李大钊天津北方网讯：我爷爷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时的中国早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所以他从小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1907年夏季，我爷爷毅然选择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经济和政治。他说：“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留学。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李大钊以巨大的震撼和鼓舞。他先后发表了《新纪元》《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歌颂宣传十月革命，满怀信心地庄严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撰写的第一篇较为系统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标志着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9月，李大钊在天津基督教维斯理堂(今和平区滨江商厦所在地)对天津青年发表讲演。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后，李大钊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在天津基督教维斯理堂(今和平区滨江商厦所在地)为天津青年作《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的演讲中指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坚持到底”。他还告诫青年们，“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和领军人，也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1920年年初，我爷爷化装成赶车人，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经天津去上海。据目击者说：“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去天津的骡车上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各自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后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提出是否叫社会共产党时，李大钊坚定地回答，“叫共产党。”这也是现在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嘉兴召开，从此，中国进入了开天辟地的新时代。在此之前，我爷爷对天津党团组织建设十分关注，在他的亲自指导下，1919年9月，建立了天津革命团体组织——新生社(今和平区建设路芸芳里2号)。1920年，在他的安排和支持下，以新生社为基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后来成为天津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基础。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结束后，他指示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人，返回天津筹建天津地方党组织。同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于方舟任委员长，江浩任组织部主任，李锡九任宣传部主任。从此，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派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连同滞留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八十余人一同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我爷爷镇定自若，沉着应对，在监狱中和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捕，唯有直言。”他激情满怀地回顾了自己的壮丽一生，表达了矢志不渝的革命志向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报国之心，死而后已。这是他一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出发点。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于京师看守所，为革命献出了他不足38岁的年轻生命。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英勇牺牲的中国共产党领袖。
2016年7月，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在北京香山李大钊烈士陵园内接受采访。我爷爷认为，“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改变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等不良社会风气，只有提倡简易的生活，别无善途。他生前冬天总是一件长棉袍，夏天就穿一件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上下班经常步行。他任职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当时每个月薪水有二百多块大洋，完全可以买很好的房子，但他在北京的十年中搬了七次家，都是租房子住。家中除了书之外，没有奢华的家具和陈列品。这种朴实无华的生活方式，也成了第二代、第三代亲属的家风。
我爷爷一生都在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他的子女们也都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时，也用自己的行动向后人传承着先辈的优秀品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在组织面前没有个人利益，工作和待遇都听从组织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二是从不炫耀烈士后代的身份，更不会以此要求组织给予丝毫的特殊待遇，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到目前为止，李大钊烈士的血缘亲属中，由于传承先辈们的价值观和生活观，没有人成为不择手段刻意追求财富的暴发户，也没有人利用先烈名誉谋取个人私利。
我记得父辈们在世的时候，曾反复强调：“李大钊是党的资源，不能用于谋取私利。”我爷爷的感人事迹不仅是人生记录，更是后代的一面镜子，他的革命精神以及高尚的人格风范，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北方网编辑曲璐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