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达
天津北方网讯：我的大姑父李季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1900年出生于四川省巫山县城关镇一个商人家庭。1919年考入留法勤工俭学四川分会设立的预备学校后，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邓小平、赵世炎、陈毅相识。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共旅欧法国支部成员。不久，同郭隆真、聂荣臻、蔡畅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1924年7月，他同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一起回国到上海，投入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
1925年6月，李季达奉命调来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在义庆里17号(今和平区南京路天津世纪都会)设立天津地委机关。
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他领导天津地委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声援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使天津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6年2月7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暨天津各界“二七”纪念大会在天津南市第一舞台召开。会上，李季达登台讲话，在谈到要纪念“二七”死难烈士时，他说：“三年前的今天，先烈们赤手空拳和握有枪炮的反动军阀搏斗，他们宁死不屈，虽然受着深重的压迫，生活十分贫困，但绝不为金钱、地位所利诱……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一年后，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正当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时，奉系军阀卷土重来，疯狂镇压革命运动。1926年8月，李季达和傅茂公(即彭真)等组织和指挥了北洋纱厂工人罢工斗争，通过罢工重新建立起工会组织。到10月初，在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72号楼上，成立了天津城市工人俱乐部。1927年1月，在天津城市工人俱乐部参加会议的30多名天津地下党团组织领导人被捕，全部关押在法租界工部局西开分局。为了阻止法租界工部局向中国当局引渡，李季达通过新闻界的关系在报上披露了捕人的消息，又聘请律师为此案辩护，迫使法方释放了被捕人员，使天津地下党组织免遭破坏。
在此期间，我的大姑父与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王贞儒，在革命工作中产生感情，经组织批准于1927年元旦结婚。他们租住的婚房是南京路集贤里17号，其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师。多少年后，王贞儒在《悼亡夫季达》中所述：“季达多才多艺，工作累了他就拿起萧，我则以笙相伴，我们吹《国际歌》，怕人听到不敢大声只能拿小声地吹片段。我总觉得不尽兴，说什么时候能完整地吹国际歌就好了。季达说：‘等胜利了吧，到时咱们痛痛快快大声地吹，让周围的人都听到。’那时我们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中共天津地委旧址(今和平区长沙路求志里)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4月18日，奉系军阀将早前逮捕的江震寰等15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杀害。为使天津地下党免遭更大损失，根据上级指示，李季达疏散了大部分党员，而他们夫妇仍坚持留下来开展地下斗争。李季达一面要求各党组织谨慎行事，一面把党的重要文件和天津500名党员的名单，存放在法租界浙江兴业银行总行(今和平区滨江道与和平路交口)第一号保险箱内，并将天津地委机关转移到松寿里79号(今和平区河北路崇仁里)，后转移到求志里17号(今和平区长沙路求志里)，这里也是天津地委最后一个机关。
1927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夫妇也不幸被捕。李季达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的机密。11月18日，他与粟泽、姚宝元一起被杀害于白骨塔刑场。在赴刑场的路上，李季达站在刑车上，面对众多的群众，慷慨陈词，宣传革命道理，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1949年年初，天津和北平相继解放，我的大姑妈按捺不住喜悦心情,奋笔疾书：“季达,我们胜利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你的愿望实现了！从你牺牲后我再也没有摸过笙，现在我们可以大声地吹《国际歌》了，让全世界都听到！”新中国成立后,王贞儒任天津市革命博物馆第一任馆长，1956年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李季达烈士证书。
李季达内侄女王坤
我是1949年出生的，从记事起就知道大姑父的革命经历。他牺牲后我大姑妈一直未嫁，在娘家的屋里一直挂着李季达烈士的遗像。大姑妈从小教导我，长大了要做大姑夫这样的好人。我是中学教师，也经常把李季达烈士的革命故事讲给学生，要他们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也告诉孩子，要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烈士的遗志。孩子成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
多年来最能震撼我心灵的，就是李季达烈士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当我每一次听到《国际歌》那令人振奋、激昂的旋律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当年在天津地委机关那间普通的房屋里，一边小声吹奏《国际歌》，一边畅谈革命理想的感人情景。正如方志敏烈士所说的那样：“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是李季达烈士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这些烈士后代所要继承的革命遗志。(北方网编辑曲璐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