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报国 风范永存——缅怀我的父亲王士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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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天津北方网 作者:王更口述 孙健整理 编辑:曲璐琳 2017-01-24 16:42:00

内容提要:我的父亲王士光原名王光杰,1915年6月出生于北京。我的祖父王治昌曾任北洋政府商务司代理司长、农商部工商司司长等职,很有民族气节;祖母董洁如生于富商家庭,一生追求进步,倾向革命。
1938年,王士光(原名王光杰)与王新(原名王兰芬)在天津设立秘密电台开展地下斗争。

  天津北方网讯:我的父亲王士光原名王光杰,1915年6月出生于北京。我的祖父王治昌曾任北洋政府商务司代理司长、农商部工商司司长等职,很有民族气节;祖母董洁如生于富商家庭,一生追求进步,倾向革命。

  1927年,我父亲在中日中学学习。1931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高中,其间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洗礼。他对物理、数学兴趣浓厚,学习成绩优秀。1934年至1935年,他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后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深入钻研,具备了较高的水平。

天津秘密电台旧址(今和平区沙市道45号)

  在清华大学期间,我父亲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我父亲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天津,在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后来的和平区沙市道45号)设立秘密电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是我父亲的上级领导,他安排我父亲化名吴厚和与化名黄惠的王兰芬假扮夫妻,组成家庭开展秘密工作。

  在共同的革命工作和生活中,王光杰和王兰芬经历了多次的危险和困难。一次,遇到敌人的搜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让对方安全撤离,保护电台。王光杰因为白天要去上班,晚上还要接收电台的讯号,经常是通宵工作。有时因劳累过度病倒了,王兰芬就像妻子一样照顾他。苦难的环境中见真情,真挚而热烈的爱情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萌发绽放,经组织同意,他们由假夫妻结为真伴侣。

  在日伪军警的眼皮底下,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用亲手设计制作的电台收发电报,为战斗在敌占区的河北省委、天津市委机关与抗日前线的部队之间,架起了一座红色桥梁。滴滴答答……无线电波不断传来我党我军的消息,同时把搜集到的敌占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传送给党组织和解放区,这部电台被誉为“中国北方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而我父亲本人也从此走上了以电台为武器的革命生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奉献了一生。

  我父亲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承担了组建邯郸广播电台的任务。在无任何技术资料和零配件奇缺的条件下,他带领同志们克服困难,利用缴获敌人收音机上的旧通讯装备,进行设计、分解、改制、组装和反复试验。有一次,他患病高烧,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安装。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成功组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邯郸广播电台,及时接替陕北广播电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我军的封锁和“围剿”,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晋察冀中央局、司令部、政治部给他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等功奖章和“人民功臣”荣誉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电子工业的科研和生产,组织领导为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我国国防重点工程提供测控设备,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我父亲受到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被捕入狱达七年之久,蒙受不白之冤。在艰难的境遇中,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改变对党的赤诚之心。他满脑子想的还是怎样加强国防建设,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做参考的情况下,撰写了总共70万字的手稿,其中很多表格和数据都是用蘸水笔写的画的。让我最感动、最震撼的是,他平时很低调,从来都没有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我从姐姐那里听说,华国锋同志对我父亲在监狱里书写的手稿大加赞扬。父亲去世以后,我在家里布置灵堂,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看到这些手稿,当时那种悲痛心情是无法描述的。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至今我仍然珍藏着这些手稿,就是想时常看看,寄托对他的无限思念。

  改革开放后,我父亲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加倍努力工作,领导组织了我国导弹卫星的电子设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生产,取得可喜成果。1999年9月18日,作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003年,我父亲去世后,机电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彭树廉写下了四句诗:“士卒品行贯一,光明磊落一生,千冤万苦不吐,古后风范长存。”这是对我父亲一生爱国精神的概括和总结。

2016年8月,王士光之女王更在北京家中接受采访。

  我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后来在当地教书。我爱人毕业后本想通过父母的关系回北京,调到第四机械部工作。我父亲得知后教育我们说:“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不能靠父母的职务为自己提供方便。”他就是这样一个置身困境仍然想着国家建设,从不炫耀自己,从不谋取私利的好父亲。从那以后,我要求自己,也要求子女传承好这种家风。

  《王士光纪念文集》在我父亲去世两年后出版,我参与了主要资料及照片的整理,先后走访六七十位老同志,还到解放军报社去查阅档案,并撰写了回忆文章。我觉得做好这些工作,就是为了传承好父亲的革命遗志,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北方网编辑曲璐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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