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先父赵天麟牺牲时，我只有8岁。我们在一起生活仅仅8年零5个月。记得从1946年起，就有一些记述先父事迹的文章发表，我也接待过那时国民政府报刊的记者。
先父牺牲的当年，即1938年，远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专门给耀华学校发来电文，称“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办学津市最负职责……应以特例褒奖，交行政院转教育部，以优抚恤，以昭忠魂，而励来兹。”1946年1月，经耀华学校各位董事呈请天津市市长转呈国民政府，对先父明令褒奖，给家属予以抚恤，呈免缴学费等。1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先父，呈准赵天麟入祀天津忠烈祠。抚恤家属，我获免缴学费待遇。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批准赵天麟为革命烈士。
先父赵天麟1886年8月15日出生于天津，7岁就读于家庭私塾。1901年在二伯父资助下成为天津官立中学堂首届学生。1904年毕业，当年考入了北洋大学堂法律系。1909年作为北洋大学堂首批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11年6月回国。1912年出任北洋大学法学与政治学教授。1914年出任北洋大学校长，转年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在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斗争中，于1916年10月当选为维持国权国土会副会长，多次代表该会与北洋政府交涉及进京请愿。
1919年，先父在“五四”运动中，因抗议北洋政府通过校方镇压组织游行、罢课的学生，愤而辞去校长职务。1919年至1931年任开滦矿物总局协理。1931年当选为天津市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1934年任天津市耀华学校(前身天津公学，含小学、初中、高中班)第三任校长至1938年。
天津沦陷后，日本飞机炸毁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强令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令各校使用他们审定的奴化教材。先父任职的耀华学校地处英租界，日寇尚不能肆虐，经学校董事会同意，办起了特班，招收南中和各地流亡学生，是年9月特班开学。同年12月，先父又邀请部分学校校长、教师，在海大道女青年会秘密集会，抵制奴化教育。会上决定：1.各校仍然使用原教材，不更换日伪教材。2.各校抵制日本商品，不买日本商品。3.各校适当增加军训课程。4.抗日到底，不做亡国奴。
先父对日本侵略者的反击，使日本人大为恼火，他们说耀华学校是抗日分子大本营，污蔑学校地下室藏有军火，宪兵队和伪教育局几次组织参观、视察，都被先父以不同理由阻拦，拒敌于校门之外。于是，日本宪兵队决定杀害他，家中不时收到各种威胁、恐吓信，有一信还夹带有子弹。有一个当高级汉奸的亲戚登门劝降，遭到先父的怒斥。先父曾对家人讲，“哀莫大于心死，而身灭亦次之”，此时正是考验我华北志士是否心死之时也！先父亲笔写下了中英文遗嘱，安排好后事，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1938年6月27日，在他步行去学校上班时，被日本宪兵队暗杀团刺杀，当即倒在伦敦道昭明里2号(今和平区成都道73号)离家门口不远的道旁，时年仅52岁。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祖父膝下有四子二女，二祖父膝下有一子三女。除我父母住在下边英租界外，其余各房都住在西北城角梁家咀，亦叫上边。奶奶和我们同住。父亲至孝，每天下班晚饭后，必要到奶奶房间，问候当天的饮食起居，陪她聊天，这成了惯例。我的伯父、叔父、姑母各家，谁家有什么困难，父亲都会尽力帮助。
对我们的小家庭，先父最关心的是教育问题。我大哥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先工作一年，转年又获官费留学美国。我二哥喜爱建筑，父亲安排他到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让他退学回国。对于我们几个年幼的，每个人给存上了一笔教育基金。
先父对待我们的学习严格要求，下班回来先要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还通过耀华学校老师了解学习情况，所以我们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在上游。先父以身作则，教育我们如何为人处事。他在“开滦”任职时，许多人找他举荐去做事，只有被举荐的人有真才实学他才考虑。我们兄弟有许多是北洋大学毕业的，但只有一位哥哥在“开滦”上班。我们原住在英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是一座英式建筑，高档别墅，前边是花园，还有鸽子棚。离开“开滦”时，有人讲，凭着四爷(先父大排行老四)在“开滦”多年，又是高级员司，花少些钱可以买下这栋房，但先父不做这种事，还是另租养和里房子搬了过去。先父关心国家与国际大事，订阅中英文报纸，还有路透社电报稿，教育我们要身居中国，了解世界。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国庆期间，我与爱人从保定来到耀华中学，在先父铜像前拜谒并献花。2016年是先父诞辰130周年，1月30日，我与夫人沈一敏，外孙女吴若雯、外孙子吴天麟一起参观耀华中学校史馆，在校史馆门前向赵天麟烈士铜像献花。我问小外孙：“你知道姥爷为什么给你起名叫吴天麟吗？就是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赵寿民口述张绍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