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我的外公董守义，名兴顺，1895年生于河北省蠡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07年进入保定同仁学堂时，他第一次看见了篮球，并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运动。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体育，来到天津，在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任职。不久，得到该会董事张伯苓的赏识，受聘于南开中学。
外公每周三次指导南开中学的各种代表队训练，篮球是其中之一。在他的指导下，学校的篮球水平迅速提高。1922年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中，南开中学队初露锋芒，连克实力强劲的青年会队、曾获得华北运动会冠军的高等工业学校队、官立中学队，以及称雄津门多年的新书学院队、北洋大学队等多支劲旅，一举夺魁。
1929年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篮球队以南开大学名义参赛，接连战胜山西两个队、冯庸队和北京师范大学队获得冠军。不久又南下上海，在相继战胜了沪江大学队、西侨青年会队和美国海军队三支上海冠军队后，又力克从日本全胜归来的菲律宾队，这是中国队首次战胜强大的菲律宾队。南开中学队为国争光，整个上海沸腾了。“南开五虎”的美名迅速传遍全国。为纪念这段辉煌的历史，南开大学校园内一条路被正式命名为“五虎路”。
1923年10月，外公赴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留学，专攻篮球，是我国第一位篮球留学生。在春田学院的700个紧张的日日夜夜，他以自己勤奋和才能，证明了黄皮肤的中国人并不天生就是“东亚病夫”。校方对他极为赏识，学习结束后，学院为他安排好了工作和住房，极力挽留他在学院工作。但外公没有留恋美国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条件，1925年7月毅然回国，再次受聘于南开中学。
1945年，时任国民体育委员会常委的外公草拟的《请求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案》，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二届监理事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但鉴于旧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一草案最终流为一纸空文。1947年6月18日至20日，外公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0次会议。凭着他对中国体育的突出贡献和对世界体育的不懈追求，外公成为继王正廷、孔祥熙之后，中国的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946年秋，体育节在天津第二体育场(今民园体育场)召开，时任中华体育协进会副总干事的外公从北京来到天津，出席了体育节筹备会和开幕式。1947年12月，他再次来津，主持遴选参加第14届伦敦奥运会的篮球运动员。1948年1月24日至29日，在耀华中学举行为期6天的选拔赛。此后，15名入选运动员移师北平清华大学集中训练两个月，4月再赴上海参加全国运动员选拔总决赛。
1948年7月，外公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参加了第14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较高的房租，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结果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回国的路费又成了问题，向政府要，教育部复电：请代表团自己解决。外公和总领队王正廷四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离开了伦敦，足球队则在曼谷打了五场比赛，以门票收入充抵旅费。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人请他去美国发展，也有人接他赴台湾，但外公毅然留在了大陆。1951年3月，第15届奥运会的主办国芬兰曾向新中国的外交部表示，希望新中国能派选手参加。1952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指示教育部将外公调来北京，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黄中等商议有关中国参加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7月23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荣高棠、黄中、董守义等人。周总理说：“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7月29日，中国代表团才抵达赫尔辛基机场。因为此前台湾代表团曾造谣说外公已经失踪多日，不可能前来参加奥运会，这次来的是冒名顶替者。当外公走下飞机时，一位熟悉他的英国籍奥委会委员挤到他面前，说了句：“先生，请原谅我的无礼。”手一伸，就伸进外公的衣服里。正当外公莫名惊愕时，这位英国籍的委员却乐起来：“没错，这是真正的董守义先生。”原来，他知道外公的腋下有一颗豆粒大小的红痣。说明事情原委后，他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外公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
外公钻研运动技术，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体育人才，撰写了《篮球术》《田径赛术》《最新篮球术》《篮球训练法》《足球术》《国际奥林匹克》等七部体育著作和150多篇文章，被誉为“中国篮球之父”。1978年6月13日，外公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他带着一生的业绩、带着幸福和满足走了。
外公后人中的成年人都是中共党员，在各自的岗位都是业务骨干，外公的爱国、敬业精神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作者吴启光系董守义外孙 吴启光口述周利成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