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我的祖父朱宪彝教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临床内分泌学家，也是忠诚教育事业的医学教育家。他数十年如一日，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临床工作、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事业上。
爷爷一生勤勤恳恳工作，嗜书如命，最喜欢读专业书，晚上爷爷书房的灯总是亮到深夜，从没有节假日，即使春节期间，还天天到医学图书馆看书。
作为医生，爷爷看过的病人不计其数，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从不以地位高低、衣着华朴、关系亲疏来决定医疗态度。对富者并不多收费，对贫苦病人有时免收挂号费，总是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能诊治一次解决问题的，绝不让病人跑两次。对病情轻微的他便直率地告诉病人，买什么药服就可以了，不必再多花费用来诊治。
爷爷热爱科学研究，但选择课题并不一味追求“高精尖”，而是结合中国当时情况，以解除老百姓病痛为己任，尤其重视常见病与多发病的研究。如20世纪30年代，在协和医院和刘士豪教授合作，进行关于营养不良性浮肿和佝偻病、软骨病及其他代谢性骨病的防治研究；50年代起直到去世，在天津医学院领导下进行了关于地方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克汀病及氟骨症的防治研究。
爷爷热爱教育事业，1951年春，爷爷向天津市市长黄敬提议，创建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级医学人才，得到市领导的大力支持，并被委任为天津医学院院长，负责筹建工作。大到发展规划，小至实验室设备，他无不深思熟虑，倾注了全部心血。自1951年至1984年逝世，爷爷一直担任天津医学院院长，他辛勤耕耘，天津医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成为天津市医疗、教学、科研的核心，培养出一批批医学生，多数已成为各医院、医学院校及研究所、医药企业的骨干。
爷爷生性平和宽厚善良，从不发脾气，从不与家人议论单位的同事，对人一视同仁。保姆孙奶奶喜欢看京剧，爷爷让我们电视上一有京剧节目，就喊孙奶奶来看。司机蒋师傅喜欢喝酒，爷爷到外地出差开会，总给蒋师傅带上一瓶。
爷爷从不收礼，曾经有病人送到家中一件毛衣，爷爷知道后，让我母亲退回。爷爷公私分明，原则性很强，子女看病都自己挂号排队，亲戚朋友看病，除确实需要，不给予特殊方便，爷爷总说：“医院不是我开的。”奶奶患肺癌住院，约好后又想变卦，爷爷还是那句：“医院不是我开的，哪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奶奶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公费医疗，每次出院时，爷爷都催促我父亲赶快结账，那时家属可报销一半，可爷爷从不去单位报销。
爷爷自己有病，一般不去医院，他总说：“我是院长，怎么能和病人争床位。”临去世前几天，感冒日重，房颤，院领导、医护人员都劝他早些住院治疗，他说：“病房的会议室、过道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的院长，愧对患者，怎么能和他们争床位呀?”他坚持不住院，每天去医院打针，在家仍然坚持工作。1984年12月25日那天9点多钟，爷爷向来家的秘书吴老师交代了五件待办事项。吴老师走后二十分钟，爷爷在办公桌前心脏病发，与世长辞。他留下的遗嘱，一是遗体献给医学院供病理解剖；二是将一生珍藏的图书资料献给医学院；三是把自己的私人住宅楼(位于和平区成都道100号)贡献给医学院；四是把两万元存款捐给医学院，作为奖学金，激励后人。
爷爷一生认真执著，不仅工作如此，就连每天去体育馆做操锻炼身体，也是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对于子女，爷爷常教育我们：第一，要自立自强。爷爷总说：“自己的未来要靠自己努力，有多大的本事，就过什么样的生活。”爷爷从不在子女升学、就业上拉关系、走后门，利用职位、权力寻求特殊方便。我的姑姑一直在江西山沟沟的兵工厂工作，生活条件差，想调到天津，爷爷不答应。“文革”时，我的好几个堂兄和大家一样去建设兵团、下乡插队、到工厂做工。爷爷都是常说的一句话：“医学院不是我开的。”第二，要勤奋。爷爷最喜欢学习、工作好的孩子。每当我们在学业上取得成绩时，爷爷就特别高兴。当我高中毕业考上北大时，爷爷比我还高兴。第三，生活上要朴素。爷爷不愿意孩子在穿衣打扮、娱乐上花过多精力。第四，严格但很民主。在子女专业、婚姻的选择上从不干涉。爷爷热爱医学事业，希望孩子们都学医，但却尊重孩子们的兴趣、志愿，绝不强求。(作者朱宁 专家支持曲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