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地，在多个时期、多个方面，总能引领风气之先，合该有其特殊之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宜兴埠，独享“一村一镇”建置，此其一。古人有云，“名为实之宝也”，再考其名：人人都称其为宜兴埠(fǔ)。然地名、路标皆注音为宜兴埠(b)。若用拼音法敲打此字，不知急煞多少学子；若是电台、电视正规播音，则读fǔ也不对，读b也不妥──此其二也。 宜兴埠的地名由来，迄今有两个版本收入当地官方所编《古镇魂》中：一为天津音乐教师陈嘉瑞版，曰元代张萱主持海运，手下船工水手多为宜兴人氏，因在北运河畔择地聚居，故称宜兴埠；另为曾任镇政府干部的王进友、张锦发版，曰始称渔家铺，后称余庆府，清乾隆初年称宜兴府，道光年间改称宜兴埠至今。

笔者自幼随父母隶(户)籍并定居宜兴埠，乡里乡亲老少爷们亦早拿我不当外人。依我之愚见，陈版之说一经命名而定终身，显见望文生义之嫌，亦不为“先有蒋、韩二家，后有苏家大院”的史传所证。因为，既是宜兴帮水师“集体落户”，明显有悖蒋、韩、苏等个体先后定居的史情。相形之下，我对王、张版较为赞同。因为，该地名之说法，委实有其历史演化的循序过程，这也符合地名形成的一般规律。不解之处在于，从原始的渔家铺到余庆府、宜兴府，进而定名为宜兴埠，只道其然，未道其所以然，其合情合理的历史脉络与内涵皆无从交待，因而彰显“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之不足。

许多年来，宜兴埠地名的由来，每每令我困顿、令我苦思、令我遐想。今次重操“修志”旧业，我愿将经年的所思所想作为“演义”一吐为快，但祈抛砖而引玉，更乞方家之指教。

古代，该地曾为汪洋。海退，亦为塌河大淀之边沿。元初渐成陆地，遂有渔家搭建棚铺生息，故始称“渔家铺”──此说当无争议，且老渔翁的汉白玉雕镇标就立在津围公路与外环线的交口处。

渔家长年使船，其生计在水上，身家性命也在水上，对水可谓爱之深、惧之切。他们冀望水能安然载舟、养家糊口，祷告莫要水亦覆舟的祸难临头。他们从道士口中知晓了“上善若水”的传道，又从秀才口中接受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教化，经过一番思虑联想，遂将地名改为“余庆府”，既有渔家逐水的旧痕，又兼“积善祈福”的新意。

在塌河淀退化成广袤湿地的历史阶段，此地不仅富产鱼、鳖、虾、蟹，而且富产芦苇菱角、大雁野鸭。住民可撒网捕鱼，亦可猎雁割苇交易贩卖，成为置家创业的风水宝地。其时，恰好契合了乾隆盛世，遂改名为宜兴府，既有“余庆府”的谐音，又有“适宜生存、兴旺发达”之新意。

道光年间(1820~1850)，随着部分湿地干涸成陆，该地成为由津门去冀东、宝坻、承德的必经之路。虽然泛舟渔猎的生计逐年萎缩，但一代代经商理财的后辈能人，凭借天时地利人和茁壮成长。君不见，村中的药王庙蕃然改建成巍峨壮丽的碧霞宫，建筑面积皇皇然达3000平方米。宫前的两根楠木旗杆高耸13丈，重有百斤的旗杆锡顶内，就藏着阖村捐款、操办者的尊姓大名。平日，十里八乡可望见迎风招展的猎猎旗幡；年节庙会，更是人潮涌动、生意兴隆。凭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融会贯通，遂成远近闻名的商埠重镇！于是，有德高望重的乡绅、族长商议改现名“宜兴埠”，既保留了“宜兴府”的原汁原味，又凭添了“商埠”的新意美名──如此改一字而成金招牌的新地名，可谓善莫大焉、其乐融融。

只是，“阜”与“埠”只差偏旁有无，当地人愣不读“埠”为b,竟念“埠”为fǔ。你道阜、埠不分念白字也好，亦或成心仍发“宜兴府”之音也罢，反正就这么叫将开来、流传开来，成为定型。无独有偶，不单咱北辰将宜兴埠的“埠”读成fǔ,西青的“第六埠”也将“埠”读成fǔ,好歹有个作伴儿的，方不显得形单只影。这正应了《三国演义》开篇词那句：一个埠字“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只是，乡亲们的脚步，再也不会折返，已经昂扬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