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何载，1919年生于甘肃成县，祖籍陕西宝鸡，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1979年起，任中组部干审局局长、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2015年经中央批准享受正部级待遇。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何载家中

　　采访组：何老，您好！您曾任中组部秘书长，考察地方干部是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年，您曾到河北正定考察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情况，请您讲讲当时考察他留下的印象。

　　何载：我1982年去河北省的主要目的，不是考察地方干部，而是作为中央几家部门临时组建的工作组组长，驻石家庄调查处理“肥乡事件”，前前后后大约有半年时间。

　　这期间，有省委的同志对我说，有个大学生、干部子弟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书记，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反响很好。

　　我以前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是我的上级领导，我对他的优良工作作风了解得比较多，但对习近平同志并不了解。习近平同志是否真像省委同志所说的那样“干得不错”，干部和群众是不是真的对他满意，我作为中组部的干部，觉得可以抽时间去实地了解一下。

　　正定县距石家庄比较近，我抽时间就去了，而且去了不止一次。结果，这几次赴正定的考察，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我是做干部工作的，对干部和人才的事很敏感，习近平同志打动我的，首先是他在正定县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他大念“人才经”，大力推动人才建设。用他自己的话说，福建念“山海经”，青海念“草木经”，我们正定可以念“人才经”。人才战略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多种形式，打开人才开发工作的新局面。

　　我当时对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做了调查：他先后调整220个基层领导班子，提拔了570名优秀青年充实基层领导岗位；还把160名专家学者型干部充实到县里各级班子，很多有专长的干部在他任职期间得到了提拔。

　　他还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当年正定县民间办了32所学校，涉及的培训项目有无线电、钟表、建材、缝纫、木工、美术等多种专业。他还组织了电大、函大、刊大，仅在他任职期间，就有多达760人参加这些高等教育课程。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选派了20名优秀人才到西北大学深造，培养人才后备力量。

　　作为县委书记，他为了招揽人才，采取了很多特殊办法，其中有些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有的、很少能做到的。比如，他在县里设立了招贤馆、人才楼、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用专门机构来管理人才，给人才提供强大的硬件支持。

　　在当时那个思想比较保守和“左”的流毒仍然严重的年代，习近平同志大胆使用了很多当时社会上有非议或不认可的人才。比如，有些家庭成分高的、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才，还有很多社会关系复杂的、以前犯过错误没人敢用的人才，他看准了就大胆使用。即使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了，他就给人家机会，给他们发挥作用的空间。事实证明，这些不同背景的人才表现都不错，后来都不同程度地为正定发展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同志“上请”人才，也花了大力气，他自己执笔给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写了100多封信，有些信我在调查过程中看到了，写得很诚恳。比如有一封给学者的信中写道：

　　“我们地处基层，人才短缺，科技落后，视野狭窄，孤陋寡闻，起步之难您是可以想见的……经过慎重考虑，我想求助于您……聘请您为我县顾问。我想，你一定不会拒绝正定县委、县政府及全县45万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的。”

　　很多专家学者被习近平同志的诚意所打动，欣然前往正定担任顾问，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做工作。这些专家当中，有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食品专家杜子端等人。其中，华罗庚和于光远两位先生我在正定都见过。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能把这样的大专家请到正定来，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是非常不简单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的“人才经”，确实给正定发展带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他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为？

　　何载：习近平同志主政正定期间，为搞活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两大政策。

　　首先是确立正定县的定位。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与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讨论请教，把正定的经济模式定位为“半城郊型”经济，这里既有城市的味道，也有农村的味道。因此，不能光打粮食，也不能只搞城市经济，而是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针对石家庄等大城市的需求，习近平同志总结了这样一个二十字方针：“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当时中国北方，相对于南方，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南方那么开放，甚至还有很多人反对搞商品经济，认为它是洪水猛兽，放开搞活会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弄垮了。那个时候，中央对沿海开放城市以外的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还没做出明确决定。但是习近平同志已经先行一步，他所总结的二十字方针，完全就是根据商品经济规律提出来的：城市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生产什么，不能盲目生产。

　　其次是全面规划发展商品经济。正定这座古城，与石家庄、唐山、北京等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形成一个北斗七星的模样。习近平同志认为，正定不仅仅要依托石家庄，而且要使正定的农、工、商为包括正定在内的七座城市服务，紧紧跟上大城市的供应需求。这样，生产就得讲科学。在普及科学生产方面，很多具体事情他都亲自抓。我在正定调查期间，正好遇到他亲自监督整改农村“猪圈连茅厕”，把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使养殖更加科学和卫生。那正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穿着军大衣，走村串户去督促检查。

　　关于城乡关系，习近平同志提出四条原则，就是：农村要为城市服务，城市要带动农村；农村要供应城市，城市要帮助农村；农村要支援城市，城市要发展农村；农村要依托城市，但是不能完全依靠城市，也不能把农村完全拴到城市上。

　　为了让正定的副食品供应大城市，他没少去推销。那个时候，北京严格限制外地汽车进京，也不让农民随便进城卖东西。他跑了不少地方，促成一些单位与正定形成长期的供应合作关系，正定的货车也由此取得了进京证。这样，正定的猪肉、鸡蛋、生鸡、水果等等，就可以直接用卡车拉进北京，带动了正定农副业发展。

　　习近平同志当时其他很多思路、举措和具体做的事情，我是通过调查和了解得知的，而上述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采访组：何老，据我们了解，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非常注意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您对他的考察也一定包括这些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