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周伟思，1952年生。曾当过知青、工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1984年，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撰写报告文学《而立之年》。2014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3月24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周伟思同志，您好！1984年，您在《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期间，采访习近平同志并撰写了一篇反映他主政正定期间真抓实干、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报告文学——《而立之年》。请您讲讲采访的起因，以及到正定后与他初次见面的情况。

　　周伟思：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团省委，继而到《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领导看了我在上学期间发表过的一些作品，让我跨过实习阶段直接做主力记者，把很多重大采访任务交给我。时间不长，还让我当了一编室主任。这个编辑室主要负责正面典型、先进事迹及重大活动的采编。

　　1984年春节期间，老乡同学中有两人跟我提到习近平。他们说正定县有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从北京来的，很能干，很有闯劲，并建议我去采访他。

　　第三个跟我提到习近平的，是我在赵县插队时的知青办主任李遵英，他当时在石家庄地委宣传部工作。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正定县的书记习近平，你应该去写写他。他是自己要求下基层的，他来了以后，正定有很多新变化、新气象。”

　　到杂志社工作以来，不断有人给我推荐采访线索。但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推荐同一个采访对象，这还是我从未遇到过的。

　　我不由得对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当时，与南方沿海地区相比，河北的改革氛围可以说较为沉闷。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与河北所处的“直隶”地理位置并不匹配，人们思想解放的意识明显不足。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习近平这位县委书记能够带领正定县领导班子大刀阔斧搞改革，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于是，我就请李遵英帮我联系一下正定方面。

　　3月中旬，李遵英打电话说：“伟思，已经联系好习近平了。他确实很忙，但还是同意你采访。找个合适的时间我陪你过去。”

　　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们俩到了正定县委办公室。两位同志和我聊了一会儿，习近平就过来了，我们握手问好之后，他说：“我正在开会，你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下午两点我过去，咱们再聊。”

　　下午两点，习近平准时到我房间来，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正定两年，没做多少事情。你既然来了，咱们还是交流一下。你觉得有意义就继续，如果价值不大，就当聊聊天吧。”

　　习近平这番话，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很随和，说话也实在，这样采访起来就比较轻松。

　　交谈中，我们作为同龄人，很快就找到了许多共同点。

　　我比习近平大6个月，都刚过而立之年，同一年上的初中，都是“老初一”；都有知青经历；他插队7年，我下乡干农活5年，时间也不短；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我在湖北那个村子，也是知青中最后一个走的。

　　后来，我们甚至还发现有共同的朋友。

　　就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自然而然地，我们俩已经不像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而是像朋友一样在随意漫谈了。

　　我虽然预先拟了采访提纲，但写什么、怎么写，事先并没有一个明确想法。其实，我首先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这位主动申请从京城下基层的年轻人，跟大家传说中的是一回事么？

　　那天下午，我们说起各自插队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们下乡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的农村，虽然地理环境不同，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理解和感受是基本一致的。

　　我原来觉得自己的下乡生活够苦的了，没想到他在陕北梁家河的日子比我还要艰苦得多。

　　采访组：你们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谈到他当时为什么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地方来工作？他主动做出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周伟思：这是我问习近平的第一个问题。我说，你从清华毕业，穿上军装，到军委办公厅工作，一下就站到了很高的起点上，应该说前途无量，这些简直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可你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呢？你的初衷是什么？

　　按照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人们可能会回答“为了深入基层锻炼”“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等等。但他并没有说那些绝对正确、随口就来的套话。

　　习近平对我说，他回到北京后，在清华上学期间也好，到军办工作后也好，节假日偶尔会参加一些同学、朋友的聚会。这些聚会，也多是知青“插友”的重逢，当年大家是一起下去的。他那些发小和同学基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结束，这些人的父母平反或升迁后，他们也陆续从各地回到北京，生活条件一下跃升回来。这样，许多人对自己在运动中、在插队时所遭受的“苦难”，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种“补偿心理”。不少人这样想：我本不该受那么多罪，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弥补的机会，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就会有意无意地注重物质享受，安于现状。

　　对于这类现象，习近平开始倒没觉得什么，也还能理解这样的心理变化。但时间稍长，这种氛围让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补回失去的青春吗？

　　7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即使他回到北京，从此生活优越，工作稳定，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

　　习近平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在北京生活，没有多年的农村生活，每天心安理得、按部就班还算说得过去。既然亲身经历让我们深知老百姓有多苦，国家还那么贫困，我们如果还这样麻木不仁，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此外，他还讲了一个内心深层的动因，就是基于他对“文革”的一再反思。

　　他想，“文革”中，在那种人与人轮番争斗，忽视生产、经济停滞的混乱时期，我们目睹了残酷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深切感受了这场浩劫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要尽力避免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怎么才能避免呢？如果我们这些亲历了这段历史，深知它有多么可怕的人，回避现实，不思进取，不去努力改变它，又由谁来担此重任呢？如果任由那些糊里糊涂的，甚至极“左”的人去掌权当政，中国的前途将是怎样？会不会重蹈覆辙？在百废待兴、改革初起的当下，我们这些有了觉悟的人，就必须站出来身体力行，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想、这么做，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大有希望了。

　　他欲奔赴“前线”的想法愈发清晰坚定，并渴望自己的同学朋友能和他志同道合，但他没法说服每一个人，只能同那些与他有相似感悟的朋友去交换意见。

　　在大机关上班，他平时工作勤奋，接触信息也广，加上自己用心，很多全局性的东西他都格外关注。但他仍然觉得，接触底层社会太浅，和老百姓离得太远，总觉得很“不接地气”，老有种使不上劲的感觉。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真正要做一些实事，像现在这样只是看文件、写文字，做例行公务，很难和人民群众直接沟通，也难以对具体事情产生作用。

　　渐渐地，他下基层工作的愿望变得愈发强烈，还向父母和一些长辈谈及自己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表示自己“还是想到基层去锻炼，能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最终，他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以上这些，大致上就是习近平跟我谈的他为什么离开北京到基层来工作的初衷。今天，我们可以评价当年的习近平“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或者说他“把理想付诸实践”，等等，这实际上都是基于他的今天而言的。在当时，我认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影响人，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从两点钟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一下午的交流，让我初步认识了习近平这个人，他有当时年轻人新潮的东西，却比我这类同龄人成熟不少，沉稳得多。他说话实在，信息量不少。

　　我们一起吃完晚饭，习近平掏出两张电影票，请我一起去看电影。去电影院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聊，那天的电影是《游侠传奇》，美国的一个西部片。我记得看完电影，大约是9点半的样子，习近平送我回招待所，我们又坐下聊了一会儿。关于这次采访，我也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不是主题非常集中的访谈，也不是那种通常的新闻报道。我们先以漫谈的方式展开交流，回头再看以什么样的体裁和内容更合适。习近平点点头说，这样好，这样好。然后他向我告辞，又回办公室加班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想，习近平这个人很平和，也颇具特色，有种吸引我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