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办公室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习近平在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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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陈思 黄珊 编辑:包天墅 2018-02-28 14:02:07

内容提要:我们有过很多交流,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多次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我早已是以身许国了。”这是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他对我说的掏心窝子的话。

采访对象:张银耀,1952年5月生。1980年1月调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后任县档案局副局长、县政协学习宣传文史科科长、文史委主任。2012年退休。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5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张银耀家中

采访组:张银耀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到正定的时候,您已经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是吧?

张银耀:是的。我1980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最开始把我分配到资料组,负责给领导写讲话稿,还有各种报告。1982年,近平同志过来当副书记,一年多以后当书记。近平同志来了以后,我主要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的工作,为他服务。除了帮他写一些日常的报告、讲话外,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主要是由我协助他处理,前后一共3年多时间。

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1982年3月他来正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他拿了一个行李包,还有一个塑料网兜,里面装着洗脸盆等生活用品。

第二天,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跟我说:“习近平同志家在北京,他过来当副书记,在工作上你来配合他,搞调研、检查,你都要跟在身边。在生活上,你也要多帮助照顾一些。”

我和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谈话很简单。我是部队复员的,他那时刚从军办出来,都是当过兵的人,感觉比较亲切。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还比他大1岁,我30岁,他不满29岁。我是16岁就当兵,18岁入党,当了7年兵,复员回了农村,2个月后到人民公社当通讯员,待了1年。1976年我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上中专,那时候近平同志读大学。我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

近平同志到正定不久,大概一周多的样子,他得知我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就让我给他办公室写两幅字装饰一下。其中一幅,他让我写的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这八个大字,就挂在他椅子后面。他办公室的前面还有一块地方,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在那里,他让我写了一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这两句话出自《论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做人处世的两个方向。“周”就是善于团结周围的人,“比”就是拉帮结派、拉山头。君子“周而不比”,就是君子善于团结自己周围的人,但不拉帮结派。“和而不同”,就是君子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最大的团结,又允许不同的意见存在,能听进不同的意见。为了一团和气,你好我好,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样是不行的。

这是近平同志非常欣赏的一条格言,也将其视为做人处世的原则。这也确实是一位领导干部必须要有的胸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做不了大官,也做不了好官。“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虽然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是相当不简单的一件事。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本是郑板桥的书斋联,讲的是艺术追求。郑板桥认为,艺术上尽量要追求简洁,不要蔓生枝节,这样的画才有意境。近平同志借鉴到工作方法上来,尽量把繁杂的东西变得简单,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抓大事,抓重点。“领异标新”,有创新的意思在里面。创新,就像农历二月的花一样,欣欣向荣,充满着朝气。我们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是打头的一个。

当时,近平同志有什么活动,比如下乡调研、外出考察,我大多时候都跟着走。我作为资料组成员,算个“笔杆子”,协助近平同志工作后,做了很多文案的事情,经常要根据他的意思写一些东西。那时我就发现了他一个特点,就是对工作上的事记忆力很惊人。他很少做记录,但只要是接触过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社会各界写给近平同志的信件,也都由我来处理。近平同志非常平易近人,老百姓给他写信的很多,有当兵的,有大学生,也有普通农民,所有来信近平同志都会看,并以适当方式回复。

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群众来信,有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个时候,真正反映问题的并不多。有的工人给近平同志写信,是表达自己希望为国家做贡献的热情;有的学生写信,是表示自己一定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还有当兵的写信,表示自己复员后一定要回家乡,为家乡作贡献;还有一些普通群众给近平同志写信,是赞赏他、鼓励他,希望他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好好干,为正定人民作出更大贡献。这些来信的群众,不管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表达了对习书记的赞赏、支持和信任。

采访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定是华北平原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硬件设施及各方面条件应该是比较简陋的吧?他到正定县委以后,吃住条件怎么样?

张银耀: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生活各方面条件特别艰苦。县委办公室都是平房,一间屋也就是十几平方米,大约三米宽五六米长这样的规格。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过来的时候,床板都不够用,而且都很窄,一米左右宽的床板,就算是比较宽的了。把床板在两个木凳子或者砖垛上一架,上面铺好垫子,这就是一张床了。

近平同志的床就是这样的:一床棉垫子,一块窄床板,下面用两个木凳子一架。铺盖是他自己带来的:一条褥子,一条军被。床上就这么点东西。褥子是他母亲给他做的,因为用久了,上面有很多补丁。

近平同志生活非常简朴。他在正定3年多时间里,冬天穿军大衣,夏天穿绿军装,基本上就没有别的衣服了。去北京开会,就穿个中山服,穿个布鞋或胶鞋,有时穿个布棉鞋。他那几年唯一穿了一次西装,就是1985年3月他率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考察团去美国考察的时候,那次是我送他到的北京。他去的是美国的艾奥瓦州,这个州位于美国中部,是美国最大的玉米、大豆和猪肉产地,食品加工、精密工业、生物科技和金融产业相当发达。1985年河北同这个州结为友好省州。近平同志他们去,主要是去考察当地农业和畜牧业,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的需要。

平时,近平同志吃的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县委都是吃机关大食堂,大家吃什么,近平也吃什么,没有小灶。县领导经常晚上开会到很晚才散,12点以前都不回家。那个时候事情比较多,会议也比较多,一说开会就特别急,今天晚上定了,明天就要开会。我们搞材料的人特别辛苦,需要连夜加班把讲话稿写出来。我们下乡也多,搞调研,有的时候能在乡里吃顿饭,有时候顾不上吃饭,饿着肚子就回来了。回来晚了,食堂的饭就没有了。运气好的时候,食堂有点剩的凉饭,热一热,能填饱肚子。运气不好的时候,连凉饭都没有,只能饿肚子,啥也吃不上。

平时吃饭、打饭,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我们大伙在食堂都一块儿排队。那时候吃饭的条件也很简陋,没有像样的地方坐下来吃。有时候打了饭回办公室吃,有时候就在外面院子里吃。县委院里有个砖垛子架起来的水泥板,旁边有木板钉的长条凳子,我们就经常用这个当餐桌,一起吃饭,一起说笑。近平同志虽然是县委领导,但他也是年轻人,平时从来不像有些领导那样板着脸,一本正经的。他一直都很平易近人,很善于也很愿意和群众打成一片。

因为工作忙,他也经常来不及到食堂吃饭,有时候食堂关门了,就到外边买一点儿。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街上饭店很少,也就能买个油条、烧麦包回来。如果是冬天,拿回来也就凉了。由于工作紧张,再就是经常吃凉饭、剩饭,长期下来,近平同志就得了胃病。他有一天胃里很不舒服,疼得难以忍受,便连夜上二五六医院检查。医生检查之后,说他这个情况必须得住院。那次一共住了4天院。住院期间,近平同志也没休息,在病房里开会、安排工作。那几天,我一直在那儿陪着他。

为了让近平同志能够吃得好一点,我们买了一个煤油炉和一个小锅,这样我就可以给他煮挂面,放点葱花,放点香菜,再卧个鸡蛋,又热乎又有营养。鸡蛋平时不是那么好买的,我就找了供销社,买了一些鸡蛋备着。后来光吃挂面也腻了,我就试着做扁豆焖面,把面条下到开水里煮,半生不熟的时候捞出来,再用猪油或者羊油把那些豆芽、白菜炒一炒,再放面条焖一会儿。做这些饭,都是花的我们自己的钱,没有花过公家一分钱。

煤油炉黑烟太大,煤油味儿也重。后来条件逐渐好一点了,县委机关总务室给我俩配了个煤气罐,又有了一个炒锅,一个焖米饭的锅。这样就方便多了。煮挂面不成问题了,烙个饼,炒个菜,也能做到了。冬天的时候炖白菜、萝卜、土豆,能够吃得更丰富一点,生活上也有所改善。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就休息一天,近平同志经常是两三个月才回次北京,他周末有时到我家里吃饭。我家就住在县委后面,走路就五六分钟的样子。他喜欢吃饺子、烧麦这种包馅儿的面食,喜欢吃白菜馅。但是光吃白菜馅也太素了,放点肉才香。那个时候,工资普遍比较低,我当时是40多块钱,老吃肉也吃不起。于是我就用肥肉熬油剩下的油渣,跟白菜或韭菜调成馅包饺子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您家里吃饭,您有没有在饭桌上托他办什么事?

张银耀:我还真托他办过事,但不是在饭桌上。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和我爱人结婚时间不长,有一个小孩。我爱人工作很忙,在工厂里三班倒。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也忙,没白天没黑夜的。这样我们谁也回不了家,孩子也管不了,这成了我们家的老大难问题。为这个事,我就跟近平同志说:“我想把我爱人调到机关来工作。”

他说:“这事还得按规定办。”

碰了壁,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但我转念一想,近平同志没给任何人办过不符合规定的事,如果给我开了这个先例,他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期间就酷爱读书学习。他到正定后工作更忙了,这个习惯是否还保持着?请您讲讲他平时的读书生活,还有他工作以外有什么爱好?

张银耀: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特别勤奋,每天工作铁定要超过10个小时,甚至十二三个小时。他晚上睡得特别晚,处理完公务,12点以后还要读书。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他在晚上10点到11点就把当天的公务处理完了,这还是属于比较早的情况。如果没有来访的或需要接待的,他就可以开始读书了,一般都会读到夜里两三点。

近平同志读的书范围很广,包括工作方面的,社会方面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等。他记忆力超群,看过的书,里面的重点内容,他都能记得很清楚。

他来正定大概半年多的时候,我们到一位同事家里去吃饭,这位同事的儿子六七岁,天资聪颖,小小年纪就知道很多三国和水浒的故事。小孩子就对近平同志说:“习伯伯,我问问你,三国有一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小男孩平时听父亲说习伯伯很爱读书,所以提的问题有考一考他的意思,看能不能难住他。

近平同志对小孩子的问题对答如流,之后笑着摸摸他的头,鼓励他说:“想要难住我,你还要好好学习啊。”

近平同志经常这样熬夜读书,还不怎么活动,我们就担心他的身体健康,有段时间就督促他运动。我爱打篮球,程宝怀县长也爱打篮球,我们就经常拉着他打篮球。有时候我们晚上也出去转一圈,散散步。

近平同志还是很喜欢体育的,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也很少有时间关注体育。机关那时有一台黑白电视,下班以后,他有空的时候,一听说有足球、篮球比赛什么的,就会抽空看看。他特别喜欢足球,我们在一块儿看足球比赛挺过瘾,该进的球没进,他就惋惜地拍大腿说:“哎!太臭了!”进了球,我们跳起来,他也跳起来欢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群众打交道很多,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和群众交往的事情?

张银耀:你们可能看过一张照片,就是近平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前听一位老大娘倾诉。这是实际情况,不是摆拍。他经常在正定县大街上放个办公桌,接待群众,现场做信访工作,让群众有什么事情,直接向他反映。这在正定县过去是没有的,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这样做才能听到老百姓真实的声音,也是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式。

而且,近平同志的工作效率很高,老百姓有什么冤情,反映什么问题,他都是当场就拍板,立刻安排相关部门去处理。正定县现在也经常搞现场接访工作,这个好传统就是从他那时候开始的。

近平同志平时工作中也非常实在,非常接地气。平时县委领导班子开会,我兼任常委会的记录员。他讲话,处理工作,都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办,尤其是民主发挥得特别充分。在会上,常委会的同志人人都要发表意见,有什么看法都要当面提出来。最后近平同志作为书记再把大家的意见汇总、做结论。所以不管是民主还是集中,这两个环节他都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他讲话没有虚话、假话、套话、大话,做事也是办实事,注重实效。

正定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长期作为河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文化遗存丰富,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著称。近平同志来正定不久,就把县城大街小巷都看遍了,熟悉了环境和风土人情。对什么地方有什么文物,文物是什么情况,文物的保护措施做得怎么样,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下,他再做相关决定,就很到位。

过去正定的古塔,都没有围墙,缺乏保护。还有很多古建筑,任由风吹雨打,无人管理,无人看护。他把这些问题逐一都解决了,那些孤立的古塔,都用围墙圈起来,保护起来。还有县政府门前的两棵古树,也都用栏杆围起来,并且让我们考察清楚树龄,挂上古树保护的标牌。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间,对正定的文物做了比较大规模的调查和保护工作,包括很多古建的刷漆、彩绘、维修,现在这些古建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正定县还有很多过去的革命遗迹,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地,该立碑的立碑,该挂牌子的挂牌子,都是在近平同志指示下一一搞起来的。

现在正定城区中心的常山公园,过去是个很大的臭水坑,在近平同志建议下,改建成了公园,现在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还有很多基础设施,比如现在的常山影剧院,过去是个破戏院,也是在近平同志领导和关注下新建的,并亲自请林默涵题的字。荣国府,是近平同志定下来,并经他的努力促成的,但真正建好、开放,并给正定县带来巨大收益,是在他离开正定以后。

这些文物古迹,还有这些文化场所,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难得的是,近平同志在当时就有这个意识。在他任上,正定的文物古迹不仅没有被破坏,而且能恢复的、能保护的,全都搞好了,这为正定后来建设旅游文化名城、靠旅游发展经济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近平同志平易近人,不是表面文章,而是时时刻刻都这么做的。有的领导平时上班的时候,把门一闭,很多事都是秘书来解决。近平同志的办公室,谁来找他都可以进。我的办公室在他外面,门随时敞开着,正对着楼道,谁一上楼我都能看得见。一般情况下,乡长、村书记,还有像贾大山这样的作家来找他,就跟串门一样,直接就来了,跟我打声招呼就进去了。

近平同志交往的人多,对于普通人他也能记得住。我记得是1998年,那时候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我们有三四十个干部去那里挂职学习。当时,他已经离开正定十三四年了,但还是一眼认出了我们县委的一个机要员。他说:“杨兰发,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也不跟我打招呼!”一下就叫出名字来了。

那个年代,办公条件较差,小汽车也少,为了照顾班子里的老同志,为了节省汽油,也为了能更贴近群众,近平同志一般情况下都是骑自行车下乡,除非有时候赶时间才会坐吉普车。有一次,他坐吉普车调研回来进了县城,刚进小北门,突然一个人往车前面一站,就把车拦住了,司机没办法,就停了车。当时,我坐在副驾驶位置,跟司机并排,近平同志自己坐在后排。这个人直接拉开后排车门,就坐在近平同志旁边了。原来,这人是跟司机认识的一个便衣警察,他上了车就开始大声说笑。司机说:“你赶紧下去!”这位干警一看司机这么严肃,可能也感觉到旁边坐的这位年轻人是领导,他就赶紧拉开门,下车走了。近平同志后来也没有批评司机,也没有追究这位干警,只是说,有必要跟公安局说一下,要加强对干警的教育,不能搞特权。

我哥和嫂子都是画画的。1980年,我哥在县城画画,在白纸上画山水,我嫂子画花鸟,有时候我也帮他们写个对联,他们拿到集市上去摆地摊出售,卖几张算几张,一天能卖个3块5块的,就挺不错了。

近平同志到我哥的画摊上一看,见我哥风餐露宿地卖画,很苦,大冬天那么冷还站在街头上,就很同情。我哥后来办了一个美术学校,招收一些小孩来学画,近平同志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2004年,美术学校成立20周年,近平同志还专门给我哥来了一封贺信,祝愿美术学校越办越好。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颁布的“六项规定”。

张银耀:“六项规定”是近平同志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做的一项重要决定。当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干部作风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有的干部有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缺乏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拍脑袋决策,还有的不深入基层,爱说假话、大话、空话。另外,就是会议多,三挤两占的,落实干工作的时间就没有多少了。

近平同志当了县委书记以后,一方面抓干部作风问题,另一方面就大量地削减文山会海,规定一星期至少两天是“无会议日”。他给四大机关和各个领导写了一封信,提出和推广这个观念。

为解决存在的问题,近平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一条一条地研究,并交代我们多琢磨琢磨,然后拿出来再商量。我们根据他的意思反复进行推敲,拿出来以后提交会议讨论。后来常委会定了,就由县委正式颁布出台了“六项规定”。

总的看,“六项规定”要求具体,操作性强,针对当时突出的作风积弊,为领导干部定下了规矩,形成了制度。规定出来之后,近平同志着力抓好落实,正定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现在很多人说,当年的“六项规定”和现在的“八项规定”如出一辙,这是很有道理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和正定还有哪些接触?您本人还和他见过几次面?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

张银耀: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到福建工作,包括后来在浙江,正定人只要过去,想见他,他都见。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我们县的一个农村青年,创办了一个电器元件厂,边研究边生产,近平同志视察这家工厂的时候,和他认识了。近平同志调到福州以后,这个青年有一次到福州办事,找到了他的电话,就给他打过去,联系上了,想去看看他。近平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两个人见了面,叙叙旧,聊得很好。近平同志对群众一贯都是很热情的。

但是我要是直接去找他,做“不速之客”,都是会挨训的。他批评我说:“你也不打电话,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不知道我忙啊?”我说:“我给你打电话,你总说这忙那忙,我还能见到你呀?我只能搞突然袭击。” 我多次去看望他,前后大约有十几次。到福州去看他有六七次,在浙江也有几次,在上海有过联系,但没见上。我见到他,他都会问正定的情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要我简要说一说。在浙江的时候,他还给省委办公厅的同志介绍我,表扬我说:“你们要向他学习,当了20多年科长,从没给我提过任何要求。”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服装变了。

在正定的时候,近平同志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以军装为主,我们就算到别的省去考察,他也还是这套穿戴着装。但是到了1984年,他鼓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说:“你们要带头穿西服,以此来带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当时,穿西服还不时兴,西服也很贵,衣服质量也不好。我说:“我还真不习惯穿这西服。”近平同志说:“大家还不懂,你先带头穿起来嘛。”后来,我们办公室资料组的几个年轻人,在他的鼓励下率先穿起了西服,从那以后,机关里面慢慢地也穿西服了。再往后,女同志慢慢也穿花衣服了。

后来社会上流行跳交际舞。近平同志鼓励机关干部下班以后也可以练一练,找老师教一教,大家都可以跳,接受新生事物。

1986年,我和继任的县委书记到厦门去看近平同志。一见到他,嘿!穿一身笔挺的西服,皮鞋也是锃亮,简直和在正定的时候判若两人。我说:“习书记,你在正定的时候,让我们穿西服,你自己穿得土里吧唧的,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他说:“到哪儿说哪儿吧,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要是再穿棉大衣、土布鞋,谁还敢跟我谈项目?”说到这里,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正定的老同志们,各界群众,还是一直对近平同志念念不忘。他在正定工作就短短的3年多时间,给正定带来的巨大变化,给群众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进步,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体会得真真切切。

近平同志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我有幸与他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品质,受益终身。

我们有过很多交流,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多次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我早已是以身许国了。”这是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他对我说的掏心窝子的话。那个时候,他年轻,我也年轻,我觉得我听到的是一个热血青年带有强烈理想主义的话语。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

   原标题:“近平同志办公室挂着一幅书法作品‘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习近平在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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