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国和中国经济的敌意情绪由来已久。在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前，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在公共社交平台上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公开批评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对华经济政策，多次表示如自己成为美国总统将开展对华经济遏制。2017年1月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特朗普便将“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作为其执政纲领大肆宣传，多次宣称要对中国采取更为激进的经济手段，从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今年3月22日，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和美国商界的强烈反对，宣布将对6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美国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

　　中国的和平崛起客观上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件好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化的成果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非常高速的经济增长，以经济发展为引擎推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平稳渡过了几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市场化、法治化及政府效率提升等诸多方面均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这一切都使得全球化的早期推动者、当前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倍感担忧和焦虑，这也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威胁论”愈发甚嚣尘上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这并不是美国首次受到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也曾使美国压力倍增，而当时美国所采取的主要应对手段就是开展“美日”贸易战和以“广场协议”为代表的汇率政策，这一定程度上致使日本在九十年代进入“失落的十年”，不再具有和美国一争高地的资本。而现在，美国已将贸易战的矛头指向中国，两个全球大国在经济领域的多方位冲突似乎已不可避免。

　　在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前，作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笔者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分别与两位美国前国务卿当面交流了八十年代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这两位前国务卿皆已从政界退休，目前在胡佛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第一位是乔治·普拉特·舒尔茨博士，其曾任美国劳工部长、管理和预算委员会主任及美国财政部长，并在里根任总统期间担任第60任美国国务卿(1982-1989)。据舒尔茨博士描述，与当下相比，其任美国国务卿期间中美关系在不限于经济领域的诸多方面存在更多矛盾，尤其在地缘政治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双方均不愿让步，外交关系一度陷入僵局。然而，通过明确表达对于彼此国际大国身份和基本国家利益的尊重，双方均采取求同存异的原则，不过分强调战略关系冲突，而是从长期合作视角思考现存问题的解决方式，最终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和不断改善。舒尔茨博士还认为，这种基于相互尊重的沟通方式，是化解当前中美经贸紧张情绪、让双方回到谈判桌前的唯一有效途径。

　　另一位与笔者就中美经贸关系进行交流的前国务卿是康多莉扎·赖斯博士。作为第一位就任此职的女性非裔美国人，赖斯博士在2005-2009年小布什任总统期间担任第66任美国国务卿。与身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出身的舒尔茨博士不同，作为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的赖斯博士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美国本土。首先，赖斯博士认为美国当前存在的诸多政治问题(如民粹主义)是导致其在国际关系中采取激进态度的内在原因，这也是中美经贸关系恶化的根源。其次，社交网络作为传播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更加极端的对外态度以稳固其政治权力。对于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赖斯博士认为缓和矛盾的关键在于建立共识，明确矛盾双方试图达到的目标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能够接受的成本和代价，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双边沟通才能化解问题，同时应思考如何建立长期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以避免同样的问题在未来再次出现。

　　在笔者分别与舒尔茨和赖斯两位前国务卿交流之时，中美贸易战尚未真正打响，他们表达的态度也因此显得更为客观。两位前国务卿普遍认为，抛去部分媒体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化的夸张宣传，中美之间能够沟通交流、建立平等对话机制的基础依然客观存在。通过经济学实证分析和历史比较，笔者在另一篇学术文章中也得出一致结论，在立足当下现实情况、明确双方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应该也能够建立健康、透明的双边大国关系，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榜样，与其他国家一同构建国际治理多边新秩序。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如若继续保持当前的敌对态度、拒绝与中方在不带任何预设立场的前提下开展沟通，对于其自身经济发展和国际声誉的长期负面影响将远大于其所宣称的短期利益，贸易战最终只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中国而言，首先应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打下的坚实基础保持充分自信，将此次贸易冲突作为一次国家层面的压力测试，同时要积极采取一切有效手段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与国际社会一起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有力措施避免贸易战的扩大和深化。

　　无数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主义从来都不会成功，也必将被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所淹没，尊重与沟通是化解贸易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