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达沃斯》专访孙德升:创新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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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方网 作者: 编辑:侯静 2018-09-16 12:58:00

内容提要: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会出现很多的创新,这些创新对政府的规制和监管提出了挑战:如果过早或者过度的规制将可能抑制创新,但是,如果不对创新进行合理的规制,将可能会使创新处于无序和野蛮生长的状态,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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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9月18日至20日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打造创新型社会”。围绕这个主题,专家组提出了12个议题,聚焦全球价值链重构、大数据运用、人工智能等多领域。那么12项议题是如何确定的?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津云新媒体在2018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主办城市网站开设《对话达沃斯》视频访谈栏目,邀请“出题”的专家们做客津云中央厨房,为广大网友介绍当下世界、中国以及天津的发展新形势,聊聊对我们生活的深远影响。

  主持人:您研究的议题是“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生态营造”,请您先简单介绍下这个议题的大概内容。

津云新媒体专访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孙德升

  孙德升:我们课题组承担的这个议题,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企业家精神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系,我们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最本质特征,正是依靠不断地创新,企业家成为历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企业家精神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正在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创新生态,认为若想使企业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培育适合企业家精神成长的环境和土壤,而创新生态则正是这样的环境和土壤。

  第三部分则主要是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生态建设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要求,探讨从哪些方面能够帮助我国建设良好的创新生态,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来激励我国的企业家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更好地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

  主持人:结合您的议题,您认为企业家精神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发挥什么作用?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孙德升:我们认为,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不断走向深入,企业家精神将在很多方面发挥更大、更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一是本轮工业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技术路线,像物联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都有可能成为主导技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具有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加大对各项技术的研发投入,进行大胆的部署,从而最终引领整个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方向。

  二是新技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广泛运用将持续推动传统产业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不断出现新的商业模式,需要有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来牢牢把握这一趋势,深入推动产业变革和催生出更多的、新的商业模式。例如,蚂蚁短租、空中食宿正在颠覆传统的旅行社,甚至整个旅游行业;滴滴、优步正在逐步颠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谷歌、阿里、百度等互联网巨头纷纷进军无人驾驶汽车行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积极在医疗行业进行探索,等等。

  三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将完全颠覆已有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和重构已经势不可挡,这时就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主导、构建以新生产组织方式为核心的新的全球价值链,从而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体系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企业传统的领导、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产生颠覆性影响,富有远见和雄心的企业家正在持续不断地学习、调整并质疑自己传统的企业运营模式,积极推动和引领组织形式的变革。

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孙德升

  主持人:若想使企业家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则必须培育适合企业家精神成长的环境和土壤,而创新生态则正是这样的环境和土壤。天津一直在推进“津八条”政策和“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致力于给企业家提供更适于创新的土壤,您认为天津的创新生态建设现状如何?在激励企业家创新方面还有那些需要提升的地方?

  孙德升:目前天津的创新生态建设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生态建设的核心,自去年开始,天津一直在推进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津八条”政策和“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可以说抓住了创新生态建设的牛鼻子,走在了全国前列。

  但是,客观的讲,在创新生态建设方面,我们天津和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在很多方面继续提升:

  首先是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创新生态建设中非常重要,但也仅仅是创新生态的核心部分,并不是全部,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除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还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以及政策法律、教育文化、要素市场、经济和基础设施等创新环境。良好的创新生态是由这些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相互配合、相互作用、良性互动,产生系统合力的结果。这就要求我市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出台全市层面的创新生态建设规划和方案。

  其次,要加大国企改革力度。我们天津在产业结构上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明显偏大,民营经济不够发达。而国有企业在创新活力方面远远不如民营企业,绝大多数的创新,尤其是突破性创新,颠覆性创新,都来自于民营企业。因此,我市应该进一步加大国企混改力度,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创新空间。

  最后是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创新是风险非常高的事情,失败是常态,成功才是小概率事件,这是客观规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要尊重这一客观规律,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文化环境,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相关制度,探索建立创业失败政府兜底机制,使企业家在创业失败之后依然能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打消他们创新的后顾之忧。

  主持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正在不断地对我们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甚至人类自身产生颠覆性的影响,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生态营造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孙德升:我们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生态营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新一轮工业革命呼唤新的创新生态。

  一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会出现很多的创新,这些创新对政府的规制和监管提出了挑战:如果过早或者过度的规制将可能抑制创新,但是,如果不对创新进行合理的规制,将可能会使创新处于无序和野蛮生长的状态,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最近频发的P2P暴雷事件就是因为规制过晚,最终损害消费利益的一个突出例子。

  二是大数据应用与隐私保护。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大数据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们现在登录一个网站,每个人所看到的页面都是不一样的,所看到的商品、广告、新闻等都是不同的,可以说是网站为我们每个人量身定制的页面。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们认为,这种通过大数据来挖掘客户的性别、职业、喜好、消费能力等方面的信息,是一种创新,是一个商机。但是,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客户的隐私保护,这无疑潜藏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如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没有任何的隐私,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此,如何在保护好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支持大数据创新,也对新形势下的创新生态营造提出了挑战。

  三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带动下,产生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对原有的产业运作模式和商业利益格局产生了较大冲击,通常会遭到原有产业的抵制,甚至会爆发激烈的冲突。例如,滴滴、优步等在我国发展初期,就遭到了出租车行业的严重抵制,在多个城市发生过出租车司机罢运、游行等事件。如何妥善处理新商业模式与原有产业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也成为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四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创新,尤其是商业模式创新,其最初可能仅仅源自一个概念或者创意,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这些创新无法通过申请专利或者其他知识产权形式得到有效保护,严重打击了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

  五是资本的力量使很多新出现的行业可能最终仅有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大企业能够存活下来,它们将构成事实上的垄断,阻碍行业内的创新,侵犯消费者权益。例如,共享单车行业,最初曾有数十家企业参与,现在只剩下摩拜、ofo等有限的几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反垄断也构成了新的挑战。

  主持人:根据津云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供给侧改革一直是近两年媒体特别关注的话题,2017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指出,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您认为主持人:在我国要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有哪些国外的经验值得借鉴?

  孙德升:我们认为,在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方面,国外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要加强产权保护,切实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产权激励是对企业家精神最好鼓励,但近年来某些地方出现了侵犯企业家产权的事件,如一些不法商人与权力结盟,利用公权力介入经济纠纷,非法追究企业及企业家的责任。这些行为不但给企业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而且恶化甚至摧毁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营能力,造成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心灰意冷,退出了市场。因此,只有进一步加强产权保护,切实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才能激励他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进行创新。

  第二,要积极探索激励企业家创新的规制和监管新方式。前面我们提到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层出不穷的创新对政府规制和监管提出了挑战,那么怎么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这方面,国外有很多经验可供参考,例如,包容创新的审慎规制,就是说在创新出现的最初阶段尽量不进行过早的管制和规范,以保护其不被市场领导企业、政府部门及其他既得利益者扼杀在摇篮之中,即使要早期介入,规制措施也要采取一些温和的、非正式的方式,如发布政策指引、企业约谈等。再如,鼓励企业在推动创新、实现盈利的同时,主动开展自我规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有针对性的自我规制体系,用以保障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来弥补政府规制的空隙。

  第三,加强隐私保护,保障大数据创新。在这方面,国外也有很多的成功经验,比如,加强大数据方面的个人隐私立法,通过立法明确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的范围、内容和保护方法,侵害个人隐私权的法律责任,为隐私权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再如,成立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等,利用这一机构来对数据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的信息隐私进行保护,加强对数据滥用、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管理和惩戒等。再比如,利用行业协会制定隐私保护的标准和原则,实施隐私认证,处理侵权纠纷,有效地填补相关法律的空白地带。

  第四,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目前,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太低,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一项数据统计,我国侵犯专利的案均赔款仅为10万元左右,这10万块钱甚至还不够企业的诉讼成本。再如,以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一类创新成果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是没有办法通过专利或者其他知识产权形式得到有效保护的,而这类创新成果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大大降低了原创者的创新收益。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使得企业都不愿意进行创新,更愿意去让别人先进行创新,然后去模仿、去山寨,结果,我们常常看到,一出现好的产品或者好的商业模式,会出现一窝蜂的企业去跟风,去山寨。因此,要想真正改变企业不愿意创新的现状,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幅提高企业的侵权成本,切实维护企业创新的收益。(津云新闻记者刘欣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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