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四十年前的一次采访:雪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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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 编辑:侯静 2018-09-16 08:18:31

内容提要:9月15日《人民日报》在12版“伟大征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专栏刊发署名文章,作者侯军追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天津日报布置的一次后续采访:天津葡萄园,作为采访者“有幸在那个雪霁良辰,见证了这场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最先激起的一朵浪花。”

  9月15日《人民日报》在12版“伟大征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专栏刊发署名文章,作者侯军追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天津日报布置的一次后续采访:天津葡萄园,作为采访者“有幸在那个雪霁良辰,见证了这场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最先激起的一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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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一次旅行,路上的每一次偶遇都蕴含着必然。也许某次不经意的停留,恰恰见证一次历史的大潮──那是你的幸运。

  新闻记者的职业使我的人生旅行多了几分逶迤和跌宕,却也开阔了视野,增添了偶遇的机缘,有时还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历史的进程。

  虽然那张报纸的版面已经泛黄,虽然那个小小采访本已经尘封许久,但记忆却依然那么鲜活那么清晰:1978年12月26日夜里,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当年最后的一场大雪。翌日清晨,我冒雪出发,去进行一次重要的采访。

  一

  前一天,电台里广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当时供职的天津日报立即研究布置对这次划时代会议的后续采访报道。鉴于这次会议对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突破性决策,我所在的农村部当仁不让,成为报道会议反响的主力军。

  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但当记者已经一年多了,自然能掂量出这次报道的分量。因此,在部门召开的选题策划会上,我自告奋勇提出要去采访一个特殊的农口单位:天津葡萄园。这本是个一向不受重视的小农场,一直是个亏损单位,过去还常常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的反面典型。我认为这样一个单位,对三中全会的新精神一定能谈出很真切的感受。这个选题立即得到部主任的赞赏,他要求我明天一早就去,抓条活鱼回来。

  那时候,农村的通信联络非常困难,连电话机都很少。时间紧迫,我已很难预约了,想着只要我早早赶到葡萄园,总能找到合适的采访者。打定了主意,我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了,推开家门一看,天呐,厚厚的积雪把大门都封住了。我费劲地推出自行车,心想,这下糟了,天津葡萄园地处北郊宜兴埠附近,从我家蹬车要走二十多公里才能到达,这冰天雪地的,真够受的!不过,一想到这次采访意义重大,又是自己争取来的采访机会,我顿时来了精神,毫不犹豫地骑车上路了。

  二

  那一路,真是终生难忘。大雪被车辆碾出一道道沟槽,雪化成冰又把沟槽冻成了一条条冰缝,自行车走上去,刺棱溜滑,弄不好就失去重心,摔个人仰车翻。我摔了多少跤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胳膊腿脚上青青紫紫的伤痕,过了好久都没褪下去。好在那时年轻气盛经得住摔打,摔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前行。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天津葡萄园。我当时还没有手表,赶忙向传达室里瞄上一眼,钟表指向八点四十。

  传达室里有个看门老大爷,满脸诧异地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显然对我的身份有些怀疑。他仔细审看着我递过去的介绍信,连声发问:“就是你?天津日报的?还,还记者?”见我回答得很干脆,他的表情松弛了一些,打开传达室的门,让我进去暖和暖和,说:“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干吗?我们园子冬天歇工,没人呀!”

  “老大爷,我是专门来采访咱们葡萄园对三中全会公报的反应的,”我急切地向他解释着,“三中全会,您老听说过吗?”

  “哦,我听电匣子(天津人对收音机的别称)里说了。”老人脸上绽开了笑容。

  “是啊,这次会议给咱们农业出了新政策,报社领导派我来,就是想听听咱们园子对这件大事的看法!”

  “好家伙,这可是大事啊!”那老大爷兴奋起来,他说,他这就去通知园领导,都住在附近,告诉一个就等于全都招呼了。他让我先在传达室坐一会儿,帮他看着门,转身踏着大雪匆匆而去。我这时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内衣已被汗水浸透了。

  传达室里炉火正旺,暖烘烘的。我脱掉棉大衣,从炉子上的水壶里倒了一杯水,慢慢喝着。这时才感到周身有无数个疼痛点,都是路上摔伤的。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老大爷回来了,告诉我园子的头头脑脑过一会儿就来,“您先去办公室等着吧,我这儿太乱了,走,我带您过去!”

  我发现,他对我的称呼已经从你变成您了,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把这感觉跟他直说了。他呵呵笑着说,您可别生气,我实话跟您说,刚才我看您这么年轻,真不敢相信您是报馆的记者,还以为您是来蒙事儿的!刚才我们领导一看介绍信,说他知道您!唉,这都怪我不看报,对不住您啦!

  我赶忙说,您太客气了!我这么一大早就让您到处去找人,真是麻烦您了!

  就这样聊着,我们来到了办公室。屋子里还没有人,但炉子里的蜂窝煤已经烧红了,显然这是老人刚才赶过来点燃的。我向他道谢,他憨厚地笑笑说,没说的没说的,您这么远跑过来,哪能让您冻着啊!

  三

  大约一刻钟以后,葡萄园的各位领导陆续赶来了。我至今依然珍藏着那天的采访记录,上面清楚地记着他们的名字:王嘉年、魏汉珍、杨树忠、陈震山、孙广林、满运博、孙舒培……

  王嘉年一见面就拉住我的手说,十多年啦,天津日报的同志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小小的葡萄园,这是三中全会的春风把你给吹来的!一句话开了头,立即打开了所有人的话匣子,众人争先恐后地诉说起来──他们告诉我,这个园子是1958年建立的,引种的都是保加利亚的名种葡萄,起初就叫“中保友好葡萄园”,六十年代改名叫天津葡萄园。前几年,忽然又要砍掉葡萄改种庄稼,正处在产果旺盛期的八百亩葡萄,就这样白白砍掉了,那是我们亲手种的,眼看着,全完了,心疼啊……

  说着,几条汉子的眼圈都红了。显然,这些话他们已经憋在心里很久很久了。

  我让他们放开谈,他们犹豫了一下,又说起了当年往事──葡萄园的葡萄除了供应天津市场之外,还有大量的剩余,农场一开始尝试自行销售,立即就招致了批判。当时运输条件很差,葡萄属于易损品种,根本没办法储存和外销。他们只好分一部分给农场员工冲抵工资。员工自己家吃不完,也只能拿到路边去卖,结果都被当成“小自由”,被人家追得满街跑。就这样,好好的葡萄啊,年年都要看着烂掉……

  “葡萄多了,不是可以酿酒吗?你们想没想过这个路子?”我插嘴问了一句。

  “谁说没想过?咱这优质葡萄最适合酿酒了,我们做梦都想把它酿成美酒。放着咱这么好的葡萄园,怎么能没酒喝呢?我们前几年打报告要开发葡萄酒,上头说,现在要以粮为纲,不能重副轻农!”说这番话的人叫陈震山,“后来,我们说用残次果酿酒总可以吧,上头才算默许了。可是,光有葡萄还酿不成酒啊,还要有各种配料,市里一年拨给我们的配料,只够我们用一个季度,再去要,没了,说计划里没列上,愁死人啊!”

  “现在,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回,你们就可以放手大干啦!”我说。

  “是啊,我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啊,大伙都说这回葡萄园有盼头了,至少,卖葡萄没问题了,办酒厂大概也有门儿了!昨天我们还说呢,要把园子好好整一整,扩大种植面积,把酒厂扩大规模……”办公室主任孙舒培手里拿出一份材料如是说。

  不知不觉中,天已正午。大家谈得兴起,意犹未尽,强烈要求下午继续。主人邀请我中午在他们的职工食堂吃个便饭。我这才发觉,今天没吃早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那顿午饭吃了什么,如今已全然忘记了,但主人特意取来的那瓶葡萄园自产的葡萄酒,却让我印象深刻。我本不善饮,那天却喝了好几杯,感觉确实不错!

  采访结束,已是傍晚时分。当我披着夕阳的余晖,向着一直把我送到大路旁的主人们挥手告别时,心中真是无比畅快。路面的冰雪已开始消融,沿途依稀可见的葡萄藤绵延数里,虽然还被白雪覆盖着,然而,我似乎已经看见来年春天,这里必将出现的勃勃生机。

  四

  这次采访写成的报道于1979年1月17日在天津日报一版见报。此后四十年间,我再也没有去过天津葡萄园。

  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一年以后(1980年),天津葡萄园与法国企业签约成立了合资企业。如今,这里酿造的葡萄酒已遐迩闻名。

  这一切,都是从那一年那一次永载史册的会议开始的。而我,有幸在那个雪霁良辰,见证了这场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最先激起的一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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