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中国需要用地球7％的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农业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显示了农业改革的决心和魄力。特别是1982年，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肯定，让津沽农村发生了巨变，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津云新闻记者将通过1982年前后的两个故事，讲述40年天津农业发展的改革历程。
“一分公社”的蜕变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这儿实在是太穷了，改革开放真是让农民们的生活大变样。”回忆起年轻时经历农村改革的点点滴滴，孙德玲的眼圈不禁红了起来。当时，孙德玲带领着岳龙公社的乡亲们开始“试着”把地分了，这不仅改变了岳龙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成为了津沽大地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批试水者、受益者。
岳龙公社地处天津宁河区东北部，与河北省唐山市交界。1977年，全公社有21个大队，56个生产队，50025亩耕地；2743户，11819人。
虽然土地不少、人口不少，但是岳龙却是远近闻名的穷地方，当年岳龙公社粮食总产829万斤，平均亩产156斤；种棉花3667亩，平均亩产皮棉仅有15斤，全社欠国家贷款82万元。公社里的曾庄、西港、国士营等村最低的日工值不足1分钱，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孙德玲就是那时候被派到岳龙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
“那个时候，穷得棉裤都做不上，就把棉花缝在裤子外面。”孙德玲回忆说。
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公社党委班子也想尽各种办法，制定种植计划、挖沟排碱。
“我们并不清楚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反而认为劳动组织越大越好，把小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结果，生产、收入还是上不去。”孙德玲说。
现在回想起来，孙德玲说，那时候，老百姓是没心气，“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帮轰”，反正记工分是一样的、分配是拉平的，大家出工不出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给了全国人民很大的思想震撼，孙德玲也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他认识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可是改革体制谈何容易，孙德玲的心里也是“打鼓”，但又觉得非改不可，于是，岳龙公社党委决定，在全公社推行生产责任制，划小生产队规模，把自留地退给个人经营。
这个决定一公布，在干部群众引起了争论：有反对的，也有拥护的，但更多人是观望。
“于是我们以自愿方式，哪个村的干部群众乐于接受，就先行一步。”孙德玲说，“到1978年年底，全公社有9个大队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成立了18个作业组。1979年种春麦时，作业组显示了优越性。实行作业组的队，由于利益直接，全体社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起早贪晚，自觉出工，只用二三天就完成了种麦任务，而那些仍在吃‘大锅饭’的村，种麦时间用了六七天，与划分作业组的村形成鲜明对比。”
一篇文章引风波
正当生产积极性向好的方向调转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发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头条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给孙德玲泼了一盆冷水，文章指责搞作业组、包产到户是倒退。
“当时，我正在县里（宁河区）开会。早起听到广播，心里直犯嘀咕，弄不好作业组可能全部垮掉，刚调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将会被压抑下去。”孙德玲说。
可是，明明实际中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于是，孙德玲找来当天的报纸反复阅读，结合公社的实际，分析了文章。认为，“搞作业组或包产到户是退回到解放初期的互助组”的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互助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作业组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划分的，只是改变了经营管理形式，调整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搞作业组是与中央75号文件精神对得上号的。
考虑了这些，孙德玲的心里坦然多了。当宁河区（县）委书记邢国俊把孙德玲拉到办公室，问他有什么想法，孙德玲很坦率地告诉他“搞作业组绝不动摇。”
邢书记告诉孙德玲：“这篇文章会给你们公社带来风波，一定要做好工作，稳定人心，切不可动摇。如果半途而废，会给生产带来更大损失，群众的积极性也会一落千丈。”
孙德玲带着领导的鼓励，回到了公社，果不其然，整个公社好像炸了锅一样。一时间，责备、怨恨、担忧、同情、鼓励的话都贯入孙德玲的耳中。
于是孙德玲召开党委会，表明了一定要搞下去态度，又召开了座谈会，与作业组组长、大队支委、党小组成员面对面解决问题。
“那会上，百余只眼睛都注视着我，我也很激动。我说作业组我是干定了，最后，我把帽子摘下来对大家说，我手托着‘乌纱帽’跟大家一起干，有功劳记在大家的本子上，如果错了追查责任，我个人承担。”孙德玲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孙德玲的坚持，在秋后见了分晓。当初搞作业组的9个大队（其中8个大队坚持到年底），当年粮食总产量平均增长29．7％，而没搞作业组的大队，平均亩产仅增长9．8％。
“举个麻坨大队的例子，1978年种秋麦250亩，从秋分前几天一直种到寒露后7天才完成；而1979年种330亩秋麦，在秋分时节的7天里就种完了；1978年完成夏收打轧用了60天，而1979年只用了15天；1978年粮食总产31万斤，单产350斤，1979年粮食总产40万斤，单产467斤；1978年人均纯收入96元，1979年纯收入为140元。”孙德玲说，实行作业组推动了生产发展，社员得到了实惠。
“大包干”大着胆子搞试点
虽然作业组效果不错，但是时间一长，组里还是会产生各种小矛盾，种什么、怎么种，各有各的说法。1980年，宁河区（县）委农村部副部长姚殿杰介绍了四川广汉县和安徽省滁县推行大包干责任制的经验。听完之后，孙德玲问县委领导：“人家的经验不错，咱们能不能学呀？”县委领导说可以搞试点。
回到公社，孙德玲传达了外地经验和县委意见，最后决定以各大队的经济作物为“试点”，实行全奖全赔管理办法，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赞成这个办法，曹道口大队80亩棉花和岳龙大队的1500亩红麻很快落实到户。
但是有些人极力反对，还告到县里说岳龙公社“乱作为”，当时，县里有的领导曾一天打三次电话找孙德玲。眼看着公社党委压力巨大，曹道口大队书记李润堂站出来说：“我们80亩棉花已落实到户，不能一时一变，再变我们跟群众也不好交代。如果说这样做是搞复辟，我就等着撤职、戴帽子，甚至蹲监狱。”
最后，公社党委决定已经搞起来的大队不变，全力支持。除了经济作物实行全奖全赔外，21个大队基本都实行粮食定产承包、工分核算、超产奖励。试点收到了显著效果，全公社种3930亩棉花，平均单产籽棉110斤，产量超过往年的2倍。
“一号文件”一锤定音
在总结1980年单项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1981年全面推行各项生产责任制，但是，“试点”总归是个悬而未决的事儿。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给孙德玲吃了一颗“定心丸”。
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岳龙大队的积极性更足了，他们总结了前几年的经验，制定了更为完善的责任制的方案和措施，再加上社会化服务的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
曹道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润堂采用新技术种植的1亩鲁棉1号棉花，产皮棉320斤，一举夺魁，成为全县植棉“状元”。岳会大队社员杨金壁参加全县亩产粮食千斤以上的高产竞赛，结果5亩杂交高粱平均亩产1100斤，在全县名列榜首。曾庄村社员曾凡杰经营粮食作物21．7亩，经济作物16．1亩（包括复种面积），同时喂养6头猪和30只长毛兔，产粮食11400斤共获经济收入8105元，人均纯收入1113元，成为全县第一个粮超万斤、人均纯收入超千元的承包户。
而岳龙公社的人均纯收入也达到了280元，比1978年增加177元。1982年年底，各村归还农业贷款7．4万元，到后来岳龙公社还出了宁河区第一个“万元户”，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土地流转适应农业新发展
1982年，宁河区（县）委农村工作部在岳龙公社召开现场会，岳龙公社的变化让大家看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果，宁河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迅速掀起，从而带动了天津其他区县的改革进程。
静海区大邱庄镇岳家庄村就是在那一年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岳家庄村党委书记王福忠告诉记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岳家庄村穷得吃不饱，很多老人都到外面“要过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这个村子实现了吃饱穿暖的梦想。
如果岳家庄村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那样未免显得也太有些“单薄”了，而恰恰是1982年，岳家庄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吃饱穿暖的岳家庄村，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去外面打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各家各户收入多了，土地又成了问题。
王福忠告诉记者：“干农活累啊，一天干下来腰酸腿疼的，很多人吃不了苦。”
而种庄稼的收入也不如外出打工多、稳定，村子里很多地慢慢地就荒废了，有的人家将地租给了山东、河北的外地人耕种，一亩的租金二三十块钱，赶上农产品价格低的时候，五块钱一亩地都没人租。
“租出去也有一个问题，比如种棉花，需要用地膜，收完了之后，塑料薄膜在地里，翻地的时候费劲，也污染环境，那时候遇到风，塑料薄膜真是满天飞。”王福忠说。
看着被荒废、被糟蹋的地，作为村子的带头人，王福忠心里不是滋味，都说土地是财富，现在咋就成了“累赘”，富不能忘本，他决心让土地焕发出新的活力。
于是，他把从外地考察来的经验带回了岳家庄村，在村子里动员村民将土地交给村集体经营，在村子里成立农业合作社、土地种植合作社，无论收成如何，每亩地给500－550元的补偿。
很多村民一听这挺好啊，租给谁不是租，这个给的补偿要比市场高出很多，也有个别村民犹豫，流转出去谁种啊，关键是没人种才荒废、转租的，还有的村民打算自己种，种好种坏，收入都是自己的。
王福忠耐心地给村民做工作，告诉村民们，现在种田都是用机械设备，一家一户的地面积太小，最小的拖拉机都转悠不开，把土地流转给农业合作社，合作社把土体整合好，用上大型设备，种田用不了多少人，也不再是力气活。
经过耐心的解释，2013年全村95％的土地流转给了农业合作社，合作社购置了拖拉机等大型设备，村两委成员带头学习使用机械设备，十几个两委成员，就把村子里3000亩土地的活给干了。
“就说翻地吧，用人翻地，一天最多也就翻一亩地；现在一个机器一天可以翻地100多亩，翻得深，还速度快。使用机器科学种田，产量也大不一样，以前一家一户，玉米亩产也就八九百斤，现在可以达到了1400斤。”王福忠说。
当年参与合作社的村民们，不仅收到了补偿款，还收到了合作社出品的面粉、小米、花生油、芝麻油、鸡蛋等，农业合作社的机械化、规模化经营，让农户们看到了种地的希望。
“第二年，原本没参加农业合作社5％的村民，争着入股，不让加入都不行。”王福忠笑着说。岳家庄村农产品加工
合作社家底日厚 农民走进新市镇
当津云新闻记者来到岳家庄村的时候，王福忠正穿着塑料胶鞋在地里浇地，如果不是主动和记者招呼，还真看不出这是一位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村里一把手。
王福忠兴致勃勃地带记者参观了合作社的“车库”，这里大大小小的机械设备近80台，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一应俱全，车库里还有配件区，一般的小故障，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就是半个专家，自己就修理了。
“我们合作社白手起家，现在仅这些机械设备就价值1400万元呢，这也增加了合作社的固定资产。现在不仅村子里用，周边村子的地也是我们的机械在帮忙干活，远了还去临近的镇子干活呢。”王福忠骄傲地说。
别看王福忠天天在地里忙活，合作社的工资他一分不拿。“我就拿着我当书记的工资，其他的都是自己愿意忙活的。”今年65岁的王福忠把干活当成了“锻炼身体”，去年种地收获的粮食卖了100多万，都分给了村民。
他说：“我们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让我们富了起来，我很满足。带着大家一起富裕起来，我就挺高兴的。”
由于王福忠干活带头、不计得失，村里人都挺尊敬他，从1988年当上了村子的一把手，每次改选他都是全票当选，村民心气齐、干劲足，未来的规划发展，他们都提前想好了。
“国家鼓励小城镇建设，我们岳家庄村也快搬进新市镇了，村民们每人都将得到45平方米的住房，以后村子里空出来的宅基地，又可以扩大耕地面积了，我们的机械化优势将更加明显。”王福忠说。
村民们也计划把空出来的村里小学校变成农家餐厅，吸引采摘的游客过来，搞搞农业生产的旅游“副产品”，让村民的腰包再鼓点。
改革开放40年 数据见证发展
从公社集体经营土地的“大锅饭”到分田到户的“大包干”，再到土地流转产生的“合作社”，“合、分、合”的过程，其实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当年参与过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历程的天津市农委离退休干部石骏孺表示，改革开放之前进行的土地规模经营，当时的生产条件还没有达到，可以说提的有些超前了。而后来土地流转实行的土地规模经营，正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体现。
石骏孺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改革开放，是对中国几千年农耕思维的转变，是一种大的突破，是一场思维、心理的变革。
“当时，我们也在农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宣讲，老百姓心中的忐忑，我们其实特别理解，毕竟作为新生事物，大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改革之后干出来的效果，让农民们的思想慢慢地进行了转变，符合农民利益、符合农民意愿，必然会取得改革的成功。”石骏孺说。
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刘永胜表示，改革开放对我国农业的影响深远，它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由自给为主转变为以市场为主导；农村以封闭转变为开放，由传统转变为现代；农民生活、意识由村谈，转变为国谈或国际谈；农业资源由固定转变为可变。
刘永胜用一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40年的变化成就：
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2017年的61791万吨，翻了一番多；
肉类产量由1978年的856万吨增加到2017年的8431万吨，增长了8．8倍；
水产品产量由1978年的465万吨增加到2017年的6938万吨，增长了近14倍；
奶制品产量由1978年的97万吨增加到2017年的3545万吨，增加了35．5倍。
一系列数据的变化，体现于农村居民来讲，就是收入增长显著：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 2017年提高到13432元，提高了近100倍，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也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39％左右。
农村农业的发展，让天津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二元化收入分配格局逐渐消除。农民收入多元化机制逐步形成。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比日益扩大，由1978年的9．8％提高到2016年的60％，经营性收入由1978年的86％下降到2016年的26％。农村资产集聚能力从1978年天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额仅0．75亿元，2016年已经提高到290亿元。目前，绿色化、集约化和功能化农业发展推动天津都市型现代农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高端农业、精品农业及品牌化、电商化等新业态正在不断涌现，天津的农业还在向供给侧方向进行着更深入的改革。（津云新闻记者 霍艳华 摄影 戴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