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每一个鲜红的故事，都在彰显同一种红色的精神，每一个动人心魄的历史节点，都有红色灵魂挺身而出。天津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存有许多珍贵的革命遗迹，形成了全市100多处红色旅游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天津广播与津云新媒体、天津教育报从9月9日开始推出“寻访红色印迹”系列报道，并联合市级机关工委、市文旅局、市教委、市社科联等单位推出“我心中的红色印迹”融媒体互动活动。

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红色之旅！

回望近代百年的革命征程，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无疑是这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代青年高举五四爱国旗帜，忧思国家命运、探索救国出路，位于天津河北区三马路三戒里的觉悟社就是那一时期成立的青年进步社团。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刚刚过去的9月16日也是觉悟社成立的100周年。百年之前，这些青年们是如何探求真理、去改变国家命运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特别策划《寻访红色印迹》，今天走进天津觉悟社纪念馆，请听报道：《百年觉悟：梦想从这里点燃》。

觉悟社纪念馆位于河北区三马路三戒里4号，掩映在几座普通的民居之间，闹中取静。推开院门，七间青砖平房组成的小院素雅清幽。三间联排正房打通的展室分别展出了觉悟社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诞生后的发展过程，走进其中，100年前由青年学生们掀起的反帝爱国热潮迎面而来……

诞生

寻索改造社会之途

上个世纪初，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天津的青年学生们迅速响应，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奋发求索。以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人组成的觉悟社等进步团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助理馆员池爱民介绍，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迅速传遍我国大江南北，天津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当时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公开发表学界六项致辞，为天津学生运动指明斗争方向。他们开展很多集会，在一次重要的集会上，学联会长谌志笃发表公开演说，讲到动情地方，他用刀割破自己的手，将自己的鲜血洒在稿件上以此铭志，表达个人的爱国志向。

觉悟社成立于五四运动在天津发展到最高潮的阶段，觉悟社成立之前天津有两个组织，一个是学生联合会，一个是女界爱国同志会，他们以性别为划分，在学生运动逐渐高涨起来（的情况下），他们逐渐走向了联合，开始意识到应该组建一个由男女同学共同组成、组织形式更严密的组织，这就是觉悟社酝酿的过程。

1919年9月16号，在天津东南角草场庵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里，觉悟社举行了成立会，出席会议的20名青年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李震瀛等，他们既有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学生领袖，又有在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理论家、宣传家，还有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流血负伤的中帼豪杰，此外还包括黄爱等社友10余人。成立会由周恩来主持，并起草了觉悟社宣言。

“伍豪”

周总理的笔名自此诞生

2019年9月16日，在天津觉悟社百年纪念活动中，觉悟社里年龄最大的社员谌志笃的小女儿谌曼玲将一枚印有父亲代号的印章捐献给天津觉悟社纪念馆，这枚印章有着怎样的意义？印章和代号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原来，当时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们采取了抓阄的办法，以号取名。这便是周恩来“伍豪”（五号）、邓颖超“逸豪”（一号）笔名的由来。

当时为了增加代号的随机性，共制作了50个代号，20名社员随机抓，保证大家的代号不连续，凑巧的是，当时年纪最小的社员邓颖超抓到了最小的数字1号，所以邓奶奶有个笔名叫“逸豪”，周总理当时抓到的是5号，所以总理“伍豪”的笔名出自于这里。当时这些代号有很多作用，比如社会书信往来、称谓等。

与年纪最小的社员邓颖超抓到最小的数字1的情况相仿，觉悟社里年岁最大的社员谌志笃抓到的是最大的数字50，因此他的代号是五零，谌志笃的小女儿谌曼玲回忆到，“我父亲抓了50号，就是五零，是代号，我父亲笔名叫石声。个人制作的还是统一制作的不清楚。因为它比较小，就放在角落里，后来看到五零我就觉得珍贵了，我说这个应该给觉悟社呀，也是了了一个心愿。”

引领

创社第五天 李大钊应邀前来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请到了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工作的李大钊到觉悟社参加活动。李大钊是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发展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始终关注着朝气蓬勃的青年进步团体。在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就应邀到觉悟社和社员们座谈。李大钊的亲切鼓励和谆谆教诲，给社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大钊后人李晓莉介绍，“李大钊先生听了邓颖超介绍的觉悟社建设的宗旨，非常肯定。他说我发现‘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这句话实际上对于新成立的觉悟社，给予了一个充分的肯定。因为当年北京大学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宣传共产主义的，李大钊先生当时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他们仰慕的一位先生。所以先生给予他们这么高的评价，对于初创觉悟社的学生来讲是非常受鼓舞的。”

在李大钊的勉励下，觉悟社成员阅读《新青年》，研讨李大钊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在人生的道路或者在进步思想的滋养上十分受益。

除了李大钊，觉悟社还邀请了徐谦、包世杰、钱玄同、刘半农等许多专家学者来演讲，并且召开各种问题讨论会，譬如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的情况下，社员们在众多的新思潮中艰难地寻找科学的真理。当时北京的进步报刊《晨报》曾对此报道说，“觉悟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是天津的‘小明星’。”

革新     革心

决心“觉悟” 唤醒同胞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编辑出版《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撰写了这份会报的创刊号社论《革新 革心》，并且经过觉悟社全体社员集体讨论，周恩来执笔，在1920年1月20号出版了觉悟社第一期杂志《觉悟》，其中《觉悟》和《觉悟的宣言》阐明了觉悟社要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在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

我们全是学生，决不敢说已经“觉悟”，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 

这两篇纲领性文章正体现了觉悟社的宗旨与成立的意义，天津市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徐娜介绍，在两篇文章当中，第一个心是人心的心，第二个新是破旧立新的新，意思是改造旧思想，改造旧社会，两个字同音不同意，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因为在周恩来以及社友们的集体讨论之下，认为只有先改造旧思想，才能改造旧社会。

这也是从中国革命的长远着眼的宏伟目标。现在看来，觉悟社的宗旨和目标及其展现出的内在精神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的五四精神，它与同期天津其他进步社团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唤醒同胞”。

被捕

狱中探寻救国道路

觉悟社成立后，很快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它同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一起发起组织了多次请愿斗争。1920年1月29号，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觉悟社主要成员周恩来、马俊、郭隆真、张若名等人被捕，成立仅四个月的觉悟社受到了沉重打击，觉悟社的集体活动一时陷入停顿。

但是，在这个时候，身陷囹圄的周恩来并没有气馁，他根据入狱期间的斗争和学习情况分别编写了3.5万字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其中《检厅日录》记载了周恩来先后用六个晚上向狱友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警厅拘留记》则详细记录了自己与同伴在狱中的实况。

在后来旅法期间，周恩来说“我的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应该说这是周恩来对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大浪淘沙

选择不同人生道路

这次斗争经历使周恩来深刻认识到，只有把全国各地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中国于危亡。出狱后，在8月份举行的觉悟社年会上，周恩来就提出了要将五四运动后产生的各地进步团体改造联合，共同斗争的主张。

由于当时的北洋反动当局的镇压，觉悟社的集体活动停止了，所以觉悟社有两个社员出国了，还有一个社员在南京投考高等师范，一个社员回家省亲患病，有几个社员因家庭关系半年来退出了各项活动。因此那次年会，大浪淘沙后，只有14个人参加，这也就是现在所能看到的那张14名成员年会的合影，是迄今为止唯一保存下来的觉悟社成员较为完整的合影，弥足珍贵。

当时他们在法租界一间小楼房里开了三天，当时讨论的情况可想而知，每一个社员都谈了一年多来的思想变化和感受。在听取了所有人的交流之后，周恩来做了两项结论：一是觉悟社社员们都还在青年时代，最长的只有25岁(谌志笃)，年轻的只有17岁(邓颖超)，都缺乏革命的知识和经验，今后应该继续求学充实自己；二是单单的这样一个进步团体，它是无法形成巨大力量的，应该团结各地的爱国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

如何联合各地团体，让改造联合得以深入进行？觉悟社成员们想到了寻求李大钊的帮助。在李大钊的主持下，1920年8月16号觉悟社邀集了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等4个进步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重要的集会。

陶然亭会议使周恩来深受启发，李大钊须标明主义的主张，使他更坚定了到巴黎公社的故乡去“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的决心，也为他开始为赴欧洲求学做了积极准备。

这次会议也成为了觉悟社发展的分水岭，随着1920年11月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觉悟社的社员们开始星散，邓颖超、谌志笃等人则留在国内学习，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觉悟社的集体活动停止，社员们由此也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天津市委党校文市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徐娜说：

觉悟社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唤醒同胞，启迪思想，救国救民，所以在经过觉悟社这样一个在五四期间的锻炼，经受了觉悟和探索新思潮思想洗礼之后，觉悟社很多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像周恩来、邓颖超等9名社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骏、郭隆真、黄爱成为觉悟社的“三烈士”。他们很好地践行了觉悟社的宗旨和精神，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也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

点燃

引导一代青年  走向爱国道路

觉悟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为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20位怀揣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梦想的青年从这里启蒙，点燃思想的火种，并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探求救国出路……正如《觉悟社社员歌》所唱的那样：“世界潮流，汹涌澎湃，……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

在2019年9月16日的百年纪念活动中，周恩来邓颖超秘书、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赵炜也谈到了深入认识觉悟社历史与精神的现实意义：

“觉悟社最重要一点，就是引导青年走向爱国道路，这很重要。邓颖超讲了一句话，觉悟社是自己革命的起点。这就是引导青年，首先是爱国。这是天津的一个亮点啊，因为现在年轻人很重要啊，他们应该结合我们当前中国新的时期如何去学革命前辈怎么样去爱国，怎么做自己工作是很重要的……”

历经百年，天津觉悟社见证了曾经这些爱国进步青年们的青春与奋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不断重温革命历史，传承五四爱国精神，为祖国而奋斗，不负青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您今天收听了一百年前天津觉悟社青年们奋发求索的故事之后，有着怎样的感受？深入感受印刻在红色印迹里的初心、故事与使命，您有什么话想说呢？欢迎留言与我们交流，我们每天也将集纳和展示大家的精彩留言。（津云新闻编辑付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