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劫波终完璧 经世济民耀千秋——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的故事

　　由来

　　1937年7月29日，南开大学惨遭日军轰炸。硝烟尚未散尽，一位外籍女士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南开大学校园，声称要寻找私人物品。便有日本人问她：“经济研究所到哪里去了？他们的东西呢？”。日本人要找什么东西呢？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让我们通过文献资料，跨越历史时空，共同探寻南开人与书的故事。

　　1926年，何廉先生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接受张伯苓校长邀约，担任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他以留学带回的图书期刊，在学校分配的教工宿舍内建立私人图书室，这就是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之滥觞。翌年，他创办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即后来享誉海内外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私人图书室归入委员会图书室，最初设于秀山堂，再迁至木斋图书馆一楼的研究所办公区。民国时期，研究所组织机构屡经变迁，经历了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经济学院和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等阶段。为表述方便，本文统称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简称研究所。

　　在何廉先生的主持下，研究所通过私人寄存、经费购买、实地调查、社会征集和机构交换等方式，不断充实藏书。最珍贵、最具特色的当属实地调查撰写的报告和搜集的社会经济资料。研究所创建不久，就向各地派出调查员，从河北、山东两省开始，北起东三省，南达广东，西到四川。全面抗战爆发时，尚有调查员在广东顺德工作，直到广东沦陷才撤离。这些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一手资料存放在图书室。截至1936年9月，藏书达到20410卷(册)，兼有中、日、西等多个语种。抗战前后的坎坷经历专藏中有关东北、华北调查资料及东北研究会书籍，揭露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华北的侵略。日本侵略者对此觊觎已久。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人频繁参观南开大学。时任秘书长黄钰生回忆：“他们(日本人)什么地方都要‘参观’，课堂、实验室、学生宿舍、图书馆，特别是设在图书馆里的经济研究所，因为那里有关于东北和华北的经济资料。”

　　抗战前后的坎坷经历

　　1932年至1936年，日本人策划了3次“津变”，因驻天津保安队的奋力抵抗，均以失败而告终。1933年1月，日本加紧侵华，逼近长城各口，南开大学曾将科学仪器及经济学院和学校图书馆重要藏书转移至天津租界。经济研究所从未放松警惕，每次时局变化采取应对措施。方显廷先生写道：“自九一八之后，历次的变动，我们总是不惮烦，把图书要件由一条早通英租界的马路运存租界”。陈序经先生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记得有一次，在敌人威胁天津很利害的时候，方显廷先生与数位同人，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与师生的恐慌起见，每天早晨三时左右在冷过冰点与)高数尺的时候，自己装包，自己运送到安全地点。”

　　1936年底，何廉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方显廷继任代理所长。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方显廷从北平(北京)来的朋友口中获悉事变，立即收集报纸相关报道以了解详情，分析时局变化。作为杰出的经济史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战争已经爆发并可能迅速扩大，立即决定将书籍转移到安全地点。先是征得法国传教士同意，提供法租界耶稣会开办的工商学院(旧址在今天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作为暂存处，再动员全所负责统计和事务性的工作职员，昼夜不停地将书籍文件装箱，共装127箱。日军炸校之前，除少量个人未及归还书籍资料，专藏已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免遭兵燹之厄。

　　为了解校内情况，以采取进一步措施。研究所一位教授的夫人是外籍人士，自告奋勇进校打探消息。考虑到日军对外籍人士还有所忌惮，无奈之下，只能冒险一试。故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战时经费短缺，研究所被迫裁员，免除了所有事务性和统计工作职员，但仅保留了图书馆员，为南迁转移提供可靠的人员保障。

　　1938年底，局势渐趋稳定，南开大学启动劫余书籍南迁。暂存法租界的经济研究所专藏在天津工商学院沈诚斋教父和开滦矿务局王崇植经理的帮助下，安全运出天津。计划由海路经上海、香港，中转越南海防，再由陆路运往昆明。

　　运抵越南海防时，一切有条不紊，还按计划进行。通过南开校友陈文耀，存于交通银行后码头海关仓库。张伯苓校长致电重庆外交部、财政部、财政部长孔祥熙，申请：①河口至昆明段运费由滇越公司提供半价优惠。②图书、仪器经过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与中国之间的蒙自海关时，法国方面免验免税放行。

　　不料日军逼近海防，在海防集结的大批物资急需转运内地，滇越铁路运力骤然紧张。押运人员迅速抢运书籍资料，在滇越铁路公司副经理克来日(Clerget)先生的帮助下，大部分安全运送到昆明，仍有37箱来不及运出而落入敌手，主要是连续出版物，如“海关贸易报告及统计册”(又称《中国海关全书》)。

　　战时，研究所跟南开大学一起并入西南联大。不久，国民政府教育部允许各大学恢复研究院所。经济研究所在重庆恢复，办公地设在南开中学忠恕图书馆。1940年秋，抢运出来的90箱图书从昆明出发，经公路由贵阳运往重庆。

　　陪都重庆及周边地区随时面临日军轰炸。从政后的何廉仍与南开保持密切联系，以在假所长的身份为学校和研究所工作。为保障图书安全，何廉借用长江南岸汪山一所住宅设立书库并制订借阅规则。汪山书库有配套完善的办公生活用房，为查阅文献人员提供食宿。位于南开中学的研究所图书室本部备有一套目录卡片，每月定期汇齐借书单交汪山书库，有专人负责借还。

　　1941年8月22日，南开中学遭轰炸，研究所“办公室门窗颇多毁损”，30日下午，何廉汪山私人寓所被炸全毁，其长子身亡，家庭女教师重伤，何廉在内的多人轻伤。汪山书库幸免于难，经此一劫，研究所拟建防空书库。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空袭势头减弱，这个计划就搁置了。

　　1947年，何廉求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帮助调拨船位，代为运输人员物资，使10余名师生及60余吨图书顺利、安全运抵上海，再北运至天津。其时，研究所“所藏有关经济学书籍之丰富，全国恐怕仍是无出其右的”。

　　抗战胜利后，为交涉取回被劫掠书籍，时任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序经前往越南河内、海防一带与投降日军交涉，获悉藏书已被运回日本东京。学校委托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日代表团调查。

　　1948年，从日本东京运回的第二批被劫掠书籍抵达天津。报道称：“全部共八十多箱，其中不少珍贵书籍，如《中国海关全书》，从一八六二年第一卷起全部保存，这一套书国内只有三部。”至此，抗战前南开经济研究所藏书终于完璧。因战争滞留海外的图书资料也陆续运回。截至1949年，中西文图书总计约28000余种，64000余册。

　　各界对专藏价值的认同

　　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研究所专藏的价值都为海内外各界人士所瞩目。

　　民国时期，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就在海内外享有盛誉。1931年，著名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R.H.汤尼(R·Tawney)教授来华期间曾到访研究所，在方显廷等人的协助下，利用专藏资料，撰写了权威著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力》(Landand Labor in China)，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很大反响，曾多次再版。时人评价：“这是外国人考察中国问题最深刻最彻底最有启发性的一本书。”亦可窥见专藏资料之重要价值。

　　南开经济学人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专业、系统和特色的藏书。何廉、方显廷两位同时位居“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列，也是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仅提到的两位中国经济学家。他们移居海外后，天各一方，晚年撰写回忆录时不约而同地高度评价图书室藏书。南开经济学人利用调查资料与最新出版书籍，以中、英两种文字撰写论著，在研究所主办的周刊、月刊、季刊直到年报、专刊发表，为教学编写教科书和参考资料。还参与政府工作，结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战时国民政府制订经济方针政策献计献策。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指出：20世纪40至50年代，南开大学能成为国内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处于前列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方显廷先生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方先生的贡献亦应包括藏书建设。1941年，方显廷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为研究所购买了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正是有了这批珍贵的专题书籍，日后研究所才将研究生的培养方向确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

　　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经济研究所一度被取消，专藏整体移交学校图书馆。国内某重点高校当即要求调拨专藏全部图书为该校使用。时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详细掌握了专藏藏书情况，郑重提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而该所藏书为该所几辈人精心搜集所得，为南开大学所特有，非一般经济用书，不宜分散。而且，南开大学更应保护这批藏书，形成自己馆藏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海外汉学家以经济研究所专藏为资料，撰写学术论著，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日本上智大学顾琳(Linda Grove)教授(曾任该校副校长)的20世纪中国乡村工业研究、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学关文斌(Kwan ManBun)先生的近代天津商人研究、耶鲁大学教授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天津公共卫生史等。

　　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的李溥、董润平等老师曾遍寻国内各大藏书机构，最终才从专藏中找到久违的《东北地理教本》，并再版发行，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献上南开人特有的一份厚礼。再次彰显了张伯苓校长的教育救国思想、南开学校“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南开人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南开经济研究所专藏仍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2016年，经济学院王玉茹教授的“近代中国经济指数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校图书馆申报的《南开经济研究所藏民国经济期刊汇编》入选“2017年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校出版社申报的《“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编》入选“2018年度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