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1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学制五年，在入学的第一个学年，并没有上物理课，而是上高等数学、哲学和外语，第二个学年，有普通物理课，继续上高等数学、哲学和外语。

　　高等数学是由数学系史瑞鳌教授主讲，他把枯燥的数学公式讲的既有条理又风趣，他要求学生把当时的经典著作、斯米尔诺夫编著的五卷本《高等数学教程》作为参考教材；哲学系老师讲述的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物理系把高等数学和哲学作为基础，培养学生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计算能力。

　　普通物理课是由物理系副系主任赵景员教授主讲。赵教授讲课非常生动，注重对物理概念的理解。比如在讲述冲量时，不只是告诉学生冲量是作用力与其作用时间的乘积，而且讲冲量是一个过程量，是作用力对物体作用一段时间的积累效应的物理量。所以，同样的冲量，如果作用在物体上的过程，也就是作用在物体上的时间越长，那么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就会越小。

　　赵教授讲课时举滑冰的例子：你们在上体育课时练习滑冰，在练习滑冰时难免要摔跤，在身体没有保持住平衡快要摔跤时，如果把身体挺的直直的一下子就摔下去，那么摔跤时身体接触冰面的时间就非常短，所以作用在身体的力就很大，不仅感到很痛，有时还会受伤。

　　赵景员教授问同学：怎么才能在练习滑冰时摔跤不痛呢？

　　同学们立即回答，不要挺直身子，把身子下蹲圈起来滚动着着地，这样身体接触冰面的时间就会很长，作用在身体上的力就非常小了，也就不会感到痛了。

　　在学习的过程中，同学们不仅学习到了知识，而且加深了对概念的理解。

　　物理系非常重视实验课，比如这学期有无线电课，那么在这学期也有无线电实验课。无线电课讲述21周，无线电实验课要安排21个实验，由简单到复杂，与无线电课讲述21周的进度相对应。每一个学生每周要用一天的时间独立地完成一个实验。但是，每个无线电实验只有一套到两套仪器，不可能一个班的学生都同时做同一个无线电实验，所以，个别学习较吃力一些的学生被安排从最简单的实验开始做。实验的进度与无线电课的讲述进度是同步的，对实验的内容比较容易理解。班里多数学生都被安排从较复杂的实验开始做，学习好一些的学生被安排从最复杂的实验开始做，这时无线电实验的内容在无线电课里还没有讲到，就需要学生事先自学无线电实验讲义，把实验的原理搞清楚，把实验的内容搞明白，然后在一天之内独立完成实验，并写好实验报告。21个实验每周轮换一次，每一个学生每周都独立完成不同的实验。

　　谭成章教授、常树人教授都是物理系教实验课的老师，实验课老师对学生做实验要求的很严格，在学生做实验时老师会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回答，老师关注的是：学生做实验时的操作是否符合操作程序和规范、数据记录的真实性和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培养学生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对实验课的感受很深；同学们事先要充分地预习，一天之内必须把实验完成，还要写完实验报告；有的同学很晚才去食堂吃饭；学生们的自学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都受到了锻炼。

　　南开的教育注重对学生独立思维能力、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我国困难时期的1961年，南开组建了南开大学航海队，我喜爱游泳和运动，参加了南开大学航海队，是校航海队的舵手。

　　南开大学航海队有男女两个队，教练是体育教研室的杨鹤龄老师。杨老师以身作则，对航海队员要求十分严格。

　　航海队的训练确实是艰苦的，尤其是在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差，校航海队的队员和其他同学一样按学生食堂规定定量用餐，每天还要进行艰苦的训练。

　　校航海队的队员每天清晨6点钟准时在大中路的西头集合，杨老师带领航海队全体队员跑步到大中路最北边的体育场，练习爬绳、爬杆、举杠铃片。就是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队员们记得在冬天，早晨练习举杠铃片，也没有手套，手一摸到铁的杠铃片就像要被粘住一样，于是就把手缩到衣袖里，用衣袖垫着手举杠铃片。在当时并不觉得这是受苦，反而认为是一种乐趣。

　　星期天下午，杨鹤龄老师要带领航海队到天津航海俱乐部去训练。航海俱乐部在水上公园西大湖的北岸边，那里有可以驶帆的舢板。杨老师在航海俱乐部训练队员们攀登、旗语、长距离地游泳、救生技能、高强度地划船，以及如何驶帆让舢板能够迎风而上。

　　杨鹤龄老师指挥航海队员们在水上公园西大湖练习长距离游泳，女队员排成一行在中间游，男队员排成两行在女队员的两侧游，负责保护女队员，为安全起见后面还跟着一条舢板。排列整齐的3行队员在水上公园西大湖转着圈游，一游就是一、二个小时才上岸。如果有女队员体力不支了，旁边的男队员就会立即游过去，拖着她游到后面的舢板，让她在舢板上休息，其他队员继续游。而在舢板上休息片刻的女队员，又会主动跳入湖中，继续参加长距离游泳训练。这样的训练磨练了队员们的毅力，也提高了队员们的游泳技能。

　　杨老师训练队员们划舢板，要求非常严格。每分钟要划桨35次，每次划桨要划过105度，每次划桨时桨片的入水深度、桨片的入水角度和出水角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不能击出水花。

　　在划舢板训练的初期，当划到7分钟左右时一般会出现第一个疲劳期，这时需要队员们咬牙坚持住继续划，度过第一个疲劳期之后，划到15分钟左右时又会出现第二个疲劳期，这时更需要队员们咬牙坚持住继续划。

　　杨老师要求队员们每一次划桨训练，都要按规定动作连续划三十分钟以上。这样的训练，培养了航海队员们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

　　杨老师对驶帆操作的要求，就像对划舢板的要求一样，是非常严格的。在舢板上驶帆，首先要在舢板上立桅杆张帆，驶帆之后，还要收帆收桅杆，杨老师要求立桅杆张帆时要用秒表计时，而且要在两分钟之内完成，同样，在收帆收桅杆时也要用秒表计时，并要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就需要全体队员不仅要掌握技能，而且能团结一致，默契配合。

　　航海队员们通过在航海队的训练，磨练了克服困难的意志，培养了团结合作和爱国主义的精神，。

　　1963年夏季，天津市遇到了有史以来罕见的特大洪水。

　　1963年8月20日晚，南开大学党委按天津市防汛指挥部的命令组建南开大学第一抢险队，前往独流减河南堤被洪水淹没的团泊洼抢救被困的群众。我白天还在参加抗洪加固堤坝，晚上在宿舍正睡觉时有人通知我，说有紧急任务，让我身穿游泳衣，腰上系一根长绳，跑步到行政楼大厅集合。

　　当我来到学校行政楼，看到的情景令人难忘。我们航海队的十来名队员和几位体育教研室的老师在行政楼一楼大厅内，背对着大门站成一排，航海队教练杨鹤龄老师站在排头。学校的领导做了极为简短的讲话，宣布南开大学第一抢险队成立，去执行紧急任务，并对杨鹤龄老师讲道：“我交给你多少人，你要给我带回多少人，不许少一个人。”气氛十分严肃、紧张，我们这支以航海队为主要成员组成的南开大学第一抢险队，队员全身只穿一条游泳短裤，腰间系一条绳子，带着学校食堂临时给我们做的半面口袋小饼，立即出发了。卡车就等候在行政楼门外，先到水上公园，分成小组，又分别登上了装有舢板的大卡车，然后向独流减河驶去，直奔被洪水淹没的团泊洼。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不仅吃的很困难，连喝的干净水都没有。南开大学第一抢险队不愧是一支顽强的、能打硬仗的队伍，身上只穿着游泳短裤，十多天日夜兼程，忍受着烈日暴晒、蚊虫叮咬、饥饿干渴、夜不能眠，不少人拉肚子，体力消耗很大，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紧急任务，受到了天津市的表彰，南开大学第一抢险队荣获天津市“市级防汛模范集体”光荣称号，1963年9月，我和张大文等抢险队员被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评为“五好民兵”，颁发了“五好民兵”奖状。

　　南开大学自创建起就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张伯苓讲：“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么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所谓的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这是南开教育的灵魂，是南开建校100周年一直传承的南开精神。

　　我在南开受到的“公、能”教育和磨练，让我时刻牢记南开精神。

　　(作者系南开大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