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为创办南开大学，张伯苓到美国进修、考察。临行前他将校长一职委托给他的弟弟、南开中学教师张彭春代理。好像是命运向这位年仅25岁的代理校长做出挑战，张彭春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天津南运河突然决口!9月22日下午，校园内警钟狂鸣，学生们马上到礼堂集合。张彭春向全校师生员工报告了水情，并提出防范措施：“遇到这种意外的事，首先要镇定，若一慌乱将不可收拾……怕今夜会出事，诸位同学回宿舍可整理一下重要东西，今晚照常就寝。若水进校，将敲一特别钟，钟声三下相连，大家马上起床收拾；再听到二声相连的钟声，立即携带东西到礼堂来。这里地基牢固，并高出地面五六尺……”

由于南开地势低洼，当天夜里洪水果真涌进了校园，水深近两米，情况十分危险。在张彭春亲自指挥下，教师们将全体学生紧急转移至安全地带，分别到青年会、劝学所、学界俱乐部和天津名家族卞宅等处住宿和上课。10月借到河北政法学校，全校迁入。在开学仪式上，张彭春做了即席演说：“对学生来说，精神比校舍更为重要。我们师生的精神永存，在哪里都大有可为。怎能因校舍被淹，就妨碍我们的学业!……此次灾难死伤不少，而我们能平安脱险也是天意。为了民族的安乐和国家的康宁，为了使祖国大地不再发生水灾，人民不再遭受苦难，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吗?”学生们听了这番鼓舞人心的讲话，精神立即振作起来。

这场突发的天灾，对那些稚嫩的青少年来说，确实是一次苦难的磨炼。他们寄人篱下，喝粥充饥。在临时腾出的宿舍里，一个铺挨一个铺,挤得像沙丁鱼。为同其他学校学生区别开来，每名学生胸前都佩戴着一枚纸制的紫白色临时校徽。紫白是南开校色(紫色意取“紫气东来”)，正是这枚紫白校徽，使学生们念念不忘自己是南开人。

在突如其来的意外灾难面前，南开基本没停课，一切井然有序。全体师生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这年10月17日是南开建校13周年，即使环境艰苦，南开师生依然满腔热情，积极筹备校庆活动。张彭春在繁重工作中，仍然抽出时间，指导排演话剧《天作之合》。

后经建坝抽水，终于将校舍保护住。第二年7月，饱尝艰辛的师生才重返校园。

1918年冬，张校长从美国进修满载而归。张彭春向他汇报了工作，并将校长一职交回。张伯苓对水灾一事表示了极大关注，对张彭春的工作给予了全面肯定：“你这一年多所做的，同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是一致的。”以后，每年的9月23日晚上，学校都要在饭厅里举行一次“水灾纪念会”。全体学生坐在饭桌前喝粥纪念，而且胸前都佩戴印有“南开”二字的紫白色卡片，同当年那个一样，只是下面加印了一行小字：“民国六年水灾纪念”。纪念会上，经常由训育课主任尹承绂、校长秘书伉乃如上台讲述当年发大水的情况。几位先生讲得绘声绘色，把听众带到了当时的情景中去，使没有经历过那场水灾的学生们，似乎也听到了大水的滔滔声……纪念会最后，总是由尹主任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朗诵诗一首：滔滔大水冲南开，莘莘学子从西来。寄人篱下须识别，个个胸前挂招牌。尽管听到“招牌”二字，那些没经历过水灾的低年级学生，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可是这一年一度的“水灾纪念会”，确实是最生动、最实际的“南开精神”教育课,它让南开学子继承光荣传统，世世代代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