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了老南开诸项章则的部分书影（图片由南开大学档案馆提供）

回顾南开教育百年历史，“重制度、强管理”贯穿办学全程。以张伯苓为代表的南开前贤，秉承民主开放、规范严谨的办学思路，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搭建了现代大学管理的基本框架，为南开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正是由于重视建章立制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才没有在艰难困苦的历史岁月中沉沦，反而“愈益奋励、愈难愈开”，茁壮成我国近代以来教育体系颇为完整的系列学校，不但开辟了私人兴办现代教育的崭新模式，更形成了富有南开特色的大学治理传统。

一是行之有效的治校制度。南开创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建章立制对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张伯苓曾说：“使各事均有一定之秩序，英文system之意是也。本校政策即将学校作成一法制学校，总不使一人之去留影响于学校，如古人所云‘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意，则可耳！各事既有秩序，则无论何人视事均能依旧进步。其能力强者能扩充之，虽较弱者亦无退步之虞，使之坚固永久，斯本期之政策也。”

为此，学校先后制定了《南开大学评议会章程》《私立南开大学章程》《私立南开大学学则》等重要规制，保障了学校初创期的规范化管理和快速平稳发展。其中较为完备的是1932年发布的《私立南开大学章程》。这个章程大体分为3章23节63条,以章节条文形式明确了学校办学目的、行政组织、学制组织等重要方面。章程在总纲中指出，学校遵照国家教育宗旨，“以阐扬文化、研究学术，造成建设国家之中坚人才为目的”；在校内行政组织部分，明确了校董会、评议会的产生机制和职权，明确了校长和教务长、秘书长的职权，对教务处、注册课、图书馆、体育课、图书馆委员会、入学委员会、各种奖学金委员会、秘书处、文牍课、会计课、庶务课、建筑课、学生指导委员会等管理机构的设立、组成及职权作了规定，对教务会议、事务会议等校务管理机制作了明确；在学制组织部分，对学校实行院系制作了规定，对院长的产生、任期和职权，对教授会议的组成和职权，对各学院的学系设置等，都作了详尽明确。所有这些，为学校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撑。

在此基础上，学校不断完善教学、行政、后勤等方面的具体管理制度，逐步形成了以校长为管理中枢，教务长、秘书长分管教务、总务工作，各课主任署理具体业务的管理运行体系，使南开因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管理规范而著称于世，并因“校内管理得法”而获得当时的政府嘉奖。

抗战胜利后，学校深化规章制度建设，修正完善学校章程，修订完善学则，并制定了《国立南开大学教师聘任待遇规程》《国立南开大学教授会会章》以及《本校教职员兼课兼职条例》《近亲回避规定》《本校现款收支及家具取用规定》《旁听生规则》《学术讲座办法》《南开大学学生集会规则》等制度，校务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是革新求进的治校机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永不自满而使之常常在改造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国立大学在校务管理上暴露出种种问题，尤其僵化刻板的“衙门作风”阻碍了学校的发展，使本应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大学变成“组织的结合、机械式的结合”。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南开办学之所以能育木成林、卒有大成，就是不因循守旧，善于革新求进。这主要体现在，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一是“兼采泰西之长”，将国外高校的优秀治校经验，应用于南开；二是重视发挥师生在学校改革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三是将解决学校实际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和举措来解决学校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具体问题。

南开前贤认识到，学校管理改革必须取得全校人员的共识，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合作，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比如，1919年12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会上向全校宣布“改革大纲”，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凝聚所有南开人推进改革的决心。1921年1月，张伯苓约请学校各部门及教师和学生代表召开改革研讨会，提出“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方针，就学校设计组织结构、实现学生自治、施行课程新制度等议题展开民主讨论，开创民主办学之新风。再比如，为应对办学规模扩大后管理事务增多的状况，南开重视从管理体制、管理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治校改革，曾提出“责任分担、校务分掌、健全制度、定时做事”等方针，并细化明确了学校的管理层级和职责范围，在招生、教学等各方面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并着力加强各行政部门工作的效能，狠抓“经济时间”，使南开以办事效率高而广受赞誉。

三是师生共治的制度探索。张伯苓多次指出“南开是私立学校，但不是私有学校”，强调“学校不是校长的学校，是大家的学校”，学校管理的目的是为师生更好地教课、学习创造良好条件，而不是单纯地管人、管事。这些理念体现在治校实践上，就是学校鼓励和支持师生作为学校的主体参与校务管理，并形成制度机制。20年代初，为“促校务之进行，谋感情之联络”，学校成立了师生校务研究会，定期向师生征求改善学校管理服务的意见，并将相关意见建议归纳整理成议案，经讨论表决后转交校长。1924年2月，张伯苓召开全体教职员特别集会，研究加大管理改革力度问题，提出“开诚布公，根本改良”的行动大纲，号召师生对学校管理事项提出建议，并对师生的建议一一批阅。1924年3月，学校成立南开大学评议会，由校长同各科主任及教授、职员代表共同组成，评议学校大政方针，规划校内组织等重要事项。后来，学校建立了定期发布“校务通报”的制度化机制，进一步强化师生对重要校情、校务的知悉了解。

同时，学校成立南开大学教授会，全校专任教授、副教授均为教授会会员，“以促进教学效率，协助学校发展并与学术界作应有之联系为宗旨”。学校还设立了由知名教授参加的财务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图书仪器委员会、福利委员会、招考新生委员会等机构，参与处理学校有关事务，发挥监督、评议作用。还设立了各学院、学系的教授会议，明确其议决关于各该学院、学系之有关事项。今天看来，这都是推崇学术自由、发挥教授参与大学事务管理积极性的举措，也是实现“教授治学”的有效形式。这样，南开建起了学生、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制度化渠道，在促进学校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同时，提升了师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南开大学在自身财力并不宽裕的条件下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与其开明圆融、民主平等的师生参与机制是不无关系的。

四是与社会紧密互动的制度安排。如果说注重内部规范化管理是南开办学的优良传统，那么善于处理同社会的合作关系，也是南开的一大特点。作为私立大学，南开在办学初期得以快速发展，“社会之提携与赞助”起了重要支持作用。张伯苓曾说南开的发展“无一非社会人士之赐，社会实可谓为南开之保姆，而南开实乃社会之产儿。一部南开发展史，实乃社会之记录册也。”为将筹资募集工作系统化、制度化，南开大学在1919年筹建时，就设有董事部(校董会前身)，涵盖实业人士、政府要员、社会名流、知名学者等，其中许多董事成为南开大学早期发展的主要捐赠者。为稳固校董会同学校的关系，1932年的《私立南开大学章程》明确了校董会的具体组成、任期，强调校董会具有“筹募本校经费”等职权，开拓了学校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校董会也确实发挥了对办学的指导、评议作用，成为学校与社会双向互动、参与的桥梁。

南开一方面要从社会获得宝贵的办学支持，否则根本无法建设大学；另一方面要保持自身的办学自主权，否则建成的大学也就不是南开了。当时的南开作为不吃“皇粮”的私立学校，虽然在资金等多有求于政要贤达，但始终将办学自主权视为学校的灵魂和根系，持之有度，守之有恒，这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实属不易。究其原因，固然南开作为私立学校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更主要的还是南开建立了规范严谨的制度保障体系，来妥善处理学校同社会的关系。比如，前面提到的《私立南开大学章程》《南开大学评议会章程》等一批规章制度，就保证了学校在机构设置、办学规模、职务聘任、学科设置等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有效保障和促进了学校发展。

新时期以来，我校致力于构建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一部好的章程既要承前启后，挖掘宝贵的历史资源，总结百年办学的制度经验，把民主办学、开放办学的优良传统发扬好；又要立本开新，把南开特色的大学治理结构、新时期的南开办学方略、面向新百年的改革发展目标等彰显出来。在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和履行法定程序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核准，学校已正式发布了《南开大学章程》。围绕学校章程的贯彻落实，正在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推进内部治理体系的综合改革，我们相信，经过全校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弘扬光大南开办学的优良制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