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100年】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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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方网 作者:叶嘉莹 编辑:孙畅 2019-10-11 15:42:12

内容提要: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回国教书,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来南开教书。

  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回国教书,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来南开教书。

  我在海外多年,每当我讲到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二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这两句诗的时候,内心总是非常感动,几乎要落下泪来。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回到故乡。1970年,中国和加拿大正式建交。我想,国家之间已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了,我还不能回去吗?1973年,我开始申请回国。我第一次回国,是在1974年,那时,我非常兴奋,写下了一首长诗《祖国行长歌》。1978年春,听说大专院校复校,我立刻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1979年得到了批准。

  我之所以要回国教书,是因为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带着生命的力量的,给后来的读者甚至听讲者都会有很大的启发和感动,而西方人是没有这种生命的共鸣的。

  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李霁野先生邀请我去南开大学教书。李先生是我师长一代的前辈学人,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友,和我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结束了在北大的课程以后,便来到南开。

  南开中文系为我安排的课每周上两次,每次两小时。上课的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他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那个时候,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我就按照我讲课的习惯“跑野马”,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反应也非常热烈。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的座位,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有时,我走进教室和走上讲台都很困难,于是,系里就想了一个发听课证的办法,只允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有外校喜欢古典诗词的同学为了能来听我的课,还制作了假听课证。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但只要三月底一停课考试,我马上就回到南开大学教书,至今已经在南开执教有四十年之久了。

  1993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聘请我任所长。最初,研究所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只能借用东艺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工作。后来,温哥华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听说这个情况后,出资为研究所建立了与文学院结合在一起的大楼。我为了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意,也决定把我从国外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金(当时约合人民币一百万元),捐赠给研究所设立奖学金。

  2000年,我应邀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国际词学会议,在会后的宴请席上,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夫妇同席。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不久便从澳门邮汇过来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从此,研究所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近年,沈秉和先生和加拿大华侨刘和人女士分别捐资各一百万元,与南开校方合资为我修建了迦陵学舍,我真的是感谢。我说过,我不要私人的住房,但我要一个讲学的地方,就像古代的书院,可以在里面讲学、开会、研究。现在学舍已经建成了,我已经把我所有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中都运了回来,我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短暂的余年,协助爱好诗词的学生、朋友们把这些录音、录像的资料整理出来。

  2018年6月,我将北京及天津的两处房产出售所得的1857万元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我还将把我的版税、稿酬也捐赠给南开,支持传统文化研究。

  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叶嘉莹 口述 宋文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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