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与张伯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位非常重要的教育家，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新式教育的探索实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南开系列学校就是他们留下的珍贵遗产。更难能可贵的是，严、张二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合作长达30年之久，从1898年冬张伯苓任教严氏家塾开始，至1929年春严修去世，一路走来，协力合作，可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佳话。

然而初看起来，严、张是很不相同的两类人。在年龄上，他们几乎是两代人，张伯苓比严修小16岁，而与其长子年龄相若。同时，严修出身盐业世家，家境殷实，而张伯苓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他就学水师学堂，与免学费管吃住、每月有津贴关系很大。最重要的是，严修旧学深湛，进士出身，是天津有名的严翰林。而张伯苓水师学堂毕业生的身份，在当时社会并不被视为正途。他的老师、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就因为没有科举出身，抱恨不已。也正因此，洋务运动中天津虽已建有讲授西学的学堂，但与本地士绅却很少发生联系。一个翰林选择军校的毕业生当塾师，培养自己的子侄，这在当时绝无仅有。

如此不同的他们，是怎样相识相知，开创共同事业的呢？

严、张初识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不久。这年初，严修刚刚结束了贵州学政之任。督学的3年期间，他对科举之弊有了深刻的认识，力求变革。他创办书局，革新书院，鼓励士子学兼中西、研习时务。特别是在任末，他下定决心上奏折请求改革科举，开专科考选经世致用的人才。当时全国维新变法呼声甚高，严修的建议切实可行，获得清廷采纳。经济特科的开设被梁启超称为戊戌新政“最初之起点”。严修由此名满士林。但同时他也获罪于守旧大臣。他的座师兼上司、大学士徐桐张榜于家门，宣布与他断绝师生关系。严修被迫请长假回家。不久，百日维新正式开启而又迅速失败。重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下懿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严修的苦心设计尚未来得及施行，便即付诸东流。育才兴国的理想遇到挫折，抱负无法施展，他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禁写下“世间无所用斯人”的诗句。此时的他只得将精力转回“修身齐家”。

长期以来有种模糊的说法，认为聘请张伯苓是严氏家塾的开端，其实并不准确。严家一直以来注重子女教育，仅以严修在家设馆、聘师教子而言，是始于他进京任翰林编修的转年(1887年)。严修对塾师的选择是有自己考虑的，曾任教严馆的陈奉周、陶仲明都是天津士人中较早讲求“西学”者，严修自己常与他们研讨切磋。使黔期间，严修把家眷留在北京，并嘱陶氏进行算学教育。

此时严修已经认识到想要经世致用，就必须学习西学。他曾告诫贵州学子：“经济之学，中西并受，中其十一，而西十九。”同时，面对国势日危他意识到，“时事至此，所谓显者若彼，犹复汲汲于科举之学，以希名位，将何为哉？”他反复对子侄表示，科举得中与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学以致用。为此，他专门从贵州写信给京、津两地，希望自家和兄长家都应酌减汉文课程，而增学英文，以便直接从西方书籍中学习知识。

1898年严修离职回津，便将京津两馆合并。由于原聘英文教师去海军就职，教席出现了空缺。亲友向严修推荐了一位名叫许子政的老师，不过许氏因为有了其他工作无法就任，转又推荐了自己的内弟张伯苓。正是这个因缘巧合成就了严、张相识。

张伯苓原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甲午海战，水师全军覆没，亲历惨败的张伯苓含泪饮恨。1898年他在军舰见习，又亲眼目睹列强瓜分中国，威海卫两日内国帜三易，再一次深受刺激，决心离开海军。此时的严修与张伯苓，都刚刚去职还家，处于失意之中。他们一个为颟顸守旧的当权者所困，一个受耀武扬威的侵略者所辱，两人都怀有一腔报国之志，却一时无处施展，且又都不愿服输。

在严馆的教学，让初出茅庐的张伯苓一下子便得到了实践育才理想的机会，也让严修对这位青年才俊肃然起敬。原本聘请张伯苓只是来教英文，但严修很快便发现张伯苓的才能不止于此。

张伯苓到馆不久，一次与严修谈话中说起自己在海军的经历。他说有一回与同僚打赌，目测海上一座山与舰船间的距离，有人说是八里，有人说是十里。张伯苓讲述了他们的验证方法：“姑前行视历若干时，船与山得四十五度角，再以速率算之，则得里数矣。”严修听后感叹这真是“颇悟算理”。几天后，张伯苓就在严馆开始教授算学了。

原来严修从20岁左右便开始学习算学，一有机会就与友人切磋研习，但一直存有一些疑难问题没能解决。结识张伯苓后，与之探讨，让严修感到豁然贯通。这是因为，此前的友人们虽然热爱数学，但都是依照书本自学摸索。而张伯苓却在水师学堂接受过西方近代科学的专业教育，且成绩优秀。张伯苓不仅明于西学，而且谙于教法，深入浅出，灵活生动，常常结合生活实际，加以引导。这样生动的教学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体操是张伯苓在严馆教授的另一门课。严馆重视体育，也是有来由的，严修在贵州时，屡屡写信给儿子们，敦促锻炼身体，并现身说法，“吾近身体颇健，惟遇繁剧时精神仍苦不足，由平日未常操练之故，故吾愿汝辈及时操练也”。不过那时严氏子弟的体操练习也属对图自学。而张伯苓恰恰在军校受过专业操练，他将上水师学堂时做体操用的哑铃和棍棒，画出图样，让木匠定做了，给学生们练习。他还同学生们在一起游戏，教给他们各种操练和室外运动。严修也常常观看甚至参与他们的活动。

张伯苓在严馆教学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新学才能与教学组织能力，这让严修对他刮目相看。虽然张伯苓没有士绅那样典雅的谈吐，在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也不免和士大夫有些许隔阂，但严修认定他是办新学难得的人才，并从此合作终生。

严修与张伯苓一个是最后一代士大夫中的开明者，一个是最早一批受新学教育的知识人，他们的合作在当时颇具象征意义。中国士大夫虽有救国之志，但限于自身知识结构，必须依靠新知识人才能推动革故立新的事业。新知识人要在当时做一番事业，也必须得到士绅的支持，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而他们的思想中，家国天下的担当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在严修、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天津形成一个办学高潮，开创了近代地方办学的“天津模式”“直隶模式”。严氏家塾也逐渐发展为自成体系的南开系列学校，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座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