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以拯救沦陷区高校，维持战时高等教育，既有联合办学的实际考量，亦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涵义。不过，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唯有西南联大苦撑三年之久，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硕果仅存的“教育合办事业”就此解体。

西南联大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就是吃饭(经费)问题……

“分校”之声再度响起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三校之间关系如何，将决定西南联大的命运。当年一些清华人就认为，“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傅任敢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是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

这并非仅仅是君子之间的谦让或梅贻琦年龄最轻理应多负责任，而是一种实至名归的自然结果。南开校长张伯苓常驻重庆，参与国民参政会事务，兼理南渝中学，大学事宜委诸秘书长黄钰生教授代理，黄乃清华毕业。梅贻琦则是南开学校首批学生，对伯苓师执弟子礼，而张伯苓、张彭春昆仲又曾先后出任过清华学校教务长，两校之间有着“通家之好”的渊源关系。故而南开方面始终平静如水。

北大则不然，校长蒋梦麟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当时均在梅贻琦之上，虽然蒋校长秉持“对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刻意维系大局，但涉及北大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全然不顾。问题在于，业已习惯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教授群体对联大体制下的“边缘化处境”，显然难以安之若素。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

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经费问题浮出水面

北大的“离心”倾向并非仅是出于传统的“自尊”，而是与诸多实际利益相勾连，譬如财政经费问题。

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下旬，清华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的讯息。

仅仅过了两天，蒋梦麟与梅氏之间就有如下的谈话:“蒋谈及研究问题，谓宜由三校分头推进。余表示赞同。余并言最好请教育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

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着”。随后，梅贻琦接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一樵)的电报:“谓八十万美金联大可分得三万八千元，同仁闻者大哗……共商一代电稿，再试一争，恐或无结果耳”。联大三校在教育部经费分配中所占份额比预期的要少许多，教师们难免心有不甘要奋力再争了，可是梅校长心里清楚，回旋余地不大。而这更加重了联大的危机感，梅贻琦的心情此刻决不轻松。

一个星期之后，他约请叶企孙、陈岱孙、吴有训、马约翰等清华元老及高层便饭，商谈“关于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作未雨绸缪之想。其后，梅贻琦又赴玉龙堆3号访晤南开教授王赣愚、杨石先、陈序经等人，或许也是通报有关的情况亦未可知。

昆明西南联大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

教育部提出折中方案

事态发展更有急转直下之势。

4月中旬，清华秘书长潘光旦自重庆归来见梅贻琦，“以蒋(梦麟)校长留渝向教育部商量经费问题所提‘办法’见示”，梅氏“阅之极为不安，不知应如何对付也”。翌日晚，即“作长信与顾一樵，论蒋所提‘办法’中困难之点，信中不免牢骚语，实亦心中甚感郁闷，不觉溢于言表耳”。

蒋梦麟此前曾赴渝向教育部提议由清华拨款80万补助西南联大，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顾毓琇原本清华工学院院长，现居教育部要职，梅贻琦向其“恳切陈词”，自然也就直言无隐。蒋梦麟此举盖属事出无奈，而清华方面动用基金更是颇感棘手。上一年(1940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就曾提议: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清华大学各借美金一百万，“以挽救全国教育危机”，遭到清华教授会的“绝对坚决反对”。此次北大“旧事重提”，清华方面的压力和反弹可想而知。

数日后，梅贻琦再次召集清华校务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二原则:1.倘北大同仁果愿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2.倘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之八十万，则联大所多出之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会议还商定由文、理学院院长冯友兰、吴有训访晤代理北大校务的周炳琳(时蒋梦麟到访香港)，探明北大意向后再作决定。

教育部很快提出了折中方案:拟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用作研究费，三校按比例分配支用。梅贻琦倾向于接受这个方案，但必须做通清华教授会方面的工作，延至5月上旬，召开清华教授会，与会者四十余人，发言者十多人，“最后未有决议，但多数似愿接受余之建议，惟对于蒋(梦麟)公之做法多感愤慨耳”。当晚续开评议会，“关于补助联大研究费事决定四原则:1.办法商妥后先由校提议再请部核准；2.尽校款能自拨为限，不另借款；3.出五十万分两年内拨付；4.三校依原预算比例领用”。

事态峰回路转，似乎接近于解决。

联大体制步入稳定期

其间，蒋梦麟自渝、港返昆后，与梅贻琦曾作一夕长谈，彼此沟通，求得相互体谅。

5月中旬，梅贻琦“至联大办公处与郑毅生(即郑天挺，北大秘书长，时任联大总务长)谈二事:1.告以清华拟补五十万事，因恐昨日与蒋君略谈者或未明了。郑谓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再行计议，大家之意拟不接受，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2.告以余愿蒋君继任主席至少一年，盖吾二人原无所谓，但校中人众，如此似较好耳”。梅贻琦希望与蒋梦麟轮流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其寻求平衡息事宁人的用意十分明显。

不过，北大方面的主要诉求在预算独立，补助款项似尚在其次。所以两天后蒋梦麟向梅贻琦通报了北大校务会议结果，梅与清华同人商定:对于北大方面“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酌为办理耳”。

对策方略既定，梅贻琦随即飞赴重庆，于5月19日见教育部长陈立夫，梅氏日记详细记录了此次谈话要点:

“关于研究费问题，陈问是否与蒋(梦麟)已商妥数目等点。余谓初已商有办法，后北大方面仍主成立独立预算，蒋谓日内将有信与部长详陈。陈问:是指研究费抑指整个预算？余答:是指每校整个预算；大约北大同仁意见欲有独立预算，然后由各校预算拨提一部作联大经费，而以其余作各校自办事业费。陈摇首，谓:如此办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指预算)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

5月30日，梅贻琦“午前发致蒋校长电，告预算追加三成”。至此，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乌云渐渐散去，三校合作的联大体制开始步入稳定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