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历史上的三次海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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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方网 作者:梁吉生 编辑:靳永锋 2019-10-11 16:22:04

内容提要:纵观南开发展的历程,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引进海外留学优秀人才。因此,使学校出现了三次较大的发展。

纵观南开发展的历程,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引进海外留学优秀人才。因此,使学校出现了三次较大的发展。

第一次集中引进海外留学优秀人才是在南开大学初创的时候,即从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到20年代中期。还在严修、张伯苓筹划建校时,就设定了宏大的目标,把南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为此,他们远渡重洋去美国考察大学制度、研究教育理论。其间张伯苓以南开学校校长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的身份,严修以其学部声名和社会威望,广泛联系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前后约聘一批青年学者来南开执教。这些人包括凌冰、梅光迪、司徒如坤、姜立夫、余文灿、邱宗岳、饶毓泰、钟心暄、薛桂伦、司徒月兰、徐谟、李济、竺可桢、杨石先、蒋廷黼、李继侗、张克忠、张平群、刘崇、黄钰生、张希陆、张洪沅、陈礼、楼光来、段茂澜、萧叔玉、萧公权、何廉、方显庭等。到20年代末,全校教师中近80%是从美国留学归来,其中获硕士、博士学位的就有28人。这些海外归来的青年学者,雄姿英发,挥斥方遒,学术思想活跃,使南开的学术水平直接与国际接轨。起初,外国人不知道南开的教育水平,有一次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派人来校考察,点名要听一次化学课。化学系主任邱宗岳教授走上讲台,这位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及克拉克大学攻读化学的博士,把美国现代化学的最新成就深入浅出地向学生娓娓道来,使听课的美国学者惊赞不已,连说:在美国大学也难听到这么高水平的讲课。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捐款资助南开修建思源堂。于是,南开就有了“邱先生一堂课换来一座楼”之说。

第一次引进海外留学优秀人才,使我校化学、物理、数学、经济等学科确立了在国内大学的优势地位,培养了申又枨、吴大猷、陈省身、吴大业、吴大任、殷宏章、孙本旺、李锐等一批优秀人才,为南开大学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锻造了后来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术资格和师资条件。

第二次较多地引进海外留学优秀人才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校就开始规划复员后的发展。张伯苓和学校各方面负责人一致认为,复校工作人才第一,“在重要上第一,缓急上亦第一”。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学者之聚集,就像磁石引铁屑,学者吸引学者,教师吸引学生,互相吸引,相得益彰。而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一个科系仅一二个好教授,其磁力仍小。因此,不设一科系则已,既设科系,则其教师“才必上选,数必充实”。同时强调,延揽人才不能只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者,始能入选。尤要注意吸收海外青年学者。鉴于抗战时期学术上的封闭,学校提出“理工人才无妨多求之于现在国外之青年学者”。为此,张伯苓指示正在美国讲学的杨石先、姜立夫,“如有优良人才即乞负责接洽,全权办理”,“凡两先生所同意者,苓必同意也”。就这样,高振衡、萧采瑜、綦秀惠、姚玉林、鲍家善、张建候、王德辉、汪德熙等理工学者先后从美国归来。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历史学硕士杨生茂、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杨敬年也接踵加盟南开。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继续延揽人才。1950年聘程京、刘毅然等人。当时还拟聘从美国归来的邓稼先,1950年10月7日,校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议“聘请邓稼先为物理系副教授”。那时杨石先副校长等求才若渴,1951年1月,听说物理学者虞福春等人先后由美国回国经香港到广州,学校立即致函广州军管会文教部和广东省文教厅,代请转致聘书和公函。在法国留学的严志达拟于1952年6月回国,学校立即聘他任数学系教授,并约定9月1日到校授课。但严先生经济困难,旅费无着,学校立即借给250万元(人民币旧币)并将其工资由6月份起支给。后来为照顾其家庭生活,又通过中央人事部将他的爱人从北京出版总署调来南开。1953年1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的查良铮偕获得生物博士的夫人周与良回到祖国。学校立即呈请高教部准予查、周夫妇来南开任教,学校还致函他们,欢迎前来“共同为祖国建设事业而奋斗”。此后,更有何炳林、陈荣悌、陈茹玉、陈天池、王积涛等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回到南开执教。

这一批海外留学生人才成为我校师资队伍的有生力量,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其中有5人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一批学者虽然都曾受到文革的冲击,但不改爱国、爱南开的痴情,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仍然以其智慧之泉,汩汩浇灌青年学者的心田。

第三次引进海外留学优秀人才是改革开放以来,大体上从80年代后期直到整个90年代。从1992年至2001年共引进84人,其中博士、博士后76人。进入新世纪,引进工作更趋活跃。

与前两次相比,第三次引进海外人才有很大不同,有许多新特点。第一次是在政局动荡的旧中国一个规模很小的私立大学框架内进行的;第二次是在外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内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条件下进行的;而第三次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经济、科技发展国际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引进的政策环境更加宽松,引进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学校自主决策权利更大。因此,引进的观念和导向更加清明,引进的力度和幅度也更大,引进的实际效果也更显著。现在有不少人已经崭露头角,成为学科带头人,或者走上院校领导岗位,为提高我校学科水平,开拓新兴学科领域,引进新教材及新的教学方法,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并正在成为我校与国际交往的纽带,形成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新一代学术群体。随着服务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他们必将为建设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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