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1年进入南开大学读书。入学第一天，历史系团委书记王明江带领我们去游览水上公园，第二天，在系办公室左志远老师的陪同下，郑先生特地在一个教室里接见我们这个班的学生，一共45人。我原来上的中学条件很差，致使我不了解大学的情况，而且原来也没想着学历史，所以入学前并不知道郑先生。而当时一看到郑先生，就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位既和蔼又让人喜欢的老先生，博学慈爱。当时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第一次缩减名额的招生。原来历史系一个年级招三四个班，这时突然只收一个班，因为进入困难时期，招生规模不得不收缩。这样，郑先生在讲话中特地鼓励大家说，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大家要努力，好好学习。那时还不知道郑先生学术地位之高，但过了不久就知道了。当时南开大学在文科里头由教育部直接批的研究单位一共两个：一个是经济研究所，是在解放以前就有的；再一个就是明清史研究室，在1956年开始设立，属于专门为郑先生设立的研究室，这当然是了不得的事情。我在入学的第二年决定毕生主要攻读明史，作出这一决定，就与此有关。原来打算，毕业之后考郑先生的研究生。但是到1964年的时候，教育部突然规定，本年是招文科研究生的最后一届，1965、1966年中国就不再招文科的研究生了。当时南开本科是五年制，我是1966年毕业，结果毕业后没能做研究生。后来辗转回到学校，又能与郑老在一个教研室，即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一起工作。然后在1978年，恢复明清史研究室(因为“文革”期间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合并在一起)，落实对郑先生的政策，由他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兼明清史研究室主任。这时候领导找我谈话，说郑先生需要一个助手，给我一个副主任的名义，来做郑先生的助手。从1978年6月份，到1981年12月份郑先生去世，接近三年的时间，是我与郑先生接触最多的时间。因为那时做他的助手，大约平均不到两天，就往郑先生家里跑一趟，交流情况，汇报工作，因此，我虽不是郑先生的研究生，而是一个他的普通学生，但也是有比较多请教机会的一个学生。所以，在此过程中，使我形成对郑先生的深刻印象。了解到他是一个研究成果极多的了不得的大学者，也是一个热心教学、非常有责任心的老师，为人品格极其高尚。

郑老非常重视教学。记得1981年夏季，郑先生的第一届硕士毕业生白新良、林延清、汪茂和毕业答辩，答辩会请来的校外答辩委员共三位：年纪最大的是王锺翰先生，另一位是商鸿逵先生，再一位是戴逸先生。因为当时我是郑先生的助手，所以与三位先生的接触比较多。在此过程当中，一次商先生跟我说，郑先生的最大特点是一辈子坚持上讲台，后来我向郑先生转述了商先生的这一评述。郑老听后说：“知我者，鸿逵也。”郑老确实是这样，对教学坚持一辈子。我原来在《南开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三十年——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文章里讲郑先生三十年北大、三十年南开，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和教学数十年(这种两个三十年之说，严格来说，只是粗略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郑先生在厦门大学也曾执教一段时间)。可以说，他前后数十年，确确实实一直在教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剥夺了教书的机会，但是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青年教师偷偷请郑老讲讲，他就找一个地方给大家讲，当然，这不算正式授课。到1978年以后，正式讲课恢复了非常频繁的常态。一个是带研究生，给研究生讲课至少两个礼拜要讲一次，而且要求每个人得将一段时间内的读书情况写一张纸条放在他的信箱里，以便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施教，这既是讲课，也是督促。另外，他也讲本科生的课，甚至一直到去世那年，83岁高龄还在给本科生讲课。这时他也带留学生，日本的著名明清史专家寺田隆信，就是这时在南开大学跟着郑先生进修。所以郑先生确实是一辈子不离讲台。

他为什么这样做？郑先生在多种场合都提到自己重视教学的信念。他说：教师的天职就是教学，作为教师就应该教学，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学生，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教、学相长，授课也能够促进教师对相关问题的积极思考，对教师学问的增进大有益处，但更重要的是，教学是教师的责任所在。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一部分教师中有这样一种错误看法，就是认为做研究自己能发文章，教书耽误时间，所以针对这种风气，郑先生特别强调教学的重要性。

郑老重视教学有很多表现。1978年到1979年，为了推动全国大学明清史教学水平的提高，年至八十的郑先生还受教育部委托，主办了全国高校中青年明清史教师进修班，教了一共十几个人，其中包括梁希哲梁先生，学员来自全国许多学校。郑先生每周都要讲一次课，另外一些南开教师也轮着补一些空。有一次夜间下了雪，第二天按预定计划轮到郑先生亲自授课。早晨我一起床，发现了这一情况，匆匆忙忙吃了点东西，就从南大西南村自己的家中，赶往南大东村郑先生的住处，准备请示郑先生，劝他暂停当天的课，而由其他教师改讲其他内容。但当我赶到半路，突然发现郑先生正由其子郑克晟老师扶着，深一脚浅一步地踏雪迎面走来，朝南开大学主楼教室之所在前行。面对此情此景，我只好听从郑先生的意见，答应他按照原定计划授课。当郑先生走进教室，学员们感动得纷纷从凳子上站起身来，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为了讲好课、提高讲课的效果，郑先生十分重视教材的建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组织全国若干学校的教师，编写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共计八册。那是教育部定的项目，主持其事者为翦伯赞先生和郑先生，翦伯赞先生任组长，郑先生是副组长，日常工作由郑先生主持。最后总共出版了七册，其中明史部分请厦门大学傅衣凌先生主持，文化大革命前夕已把书稿交出，结果“文革”期间稿子丢失。清史部分由南开大学负责，其他部分由另外的兄弟学校分别承担。郑老在热心地进行这一影响全国高校教学质量的工作的同时，每隔两三个礼拜还抽空回南开给研究生讲一次课。在面向全国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之外，郑先生也为1978年至1979年的全国高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准备了教材，现在尚能看到的《明清史资料》一书就是为这个进修班编写而成。《明清史资料》由南开明清史研究室的教师们一起编写，郑先生是神经中枢，任总指挥，我帮助郑先生做具体的组织工作，这使我在向郑先生请示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深刻的体会：千方百计让读者、让进修班的学员都能从中真正有所收获，是郑先生最关心的问题。除了书中明确规定的凡例之外，在跟我谈话中，郑先生还另外讲了一些编写应当注意之处。我清楚记得一共有四条规定，一个是要收重要的原始资料，二是要收重要论文的摘录，三是要有论文索引，四是要编有年表。收有这四项，就使得读者既能掌握重要的原始资料，又能掌握主要的前人研究成果，还能进一步了解全面的研究发展过程，从而思考问题更为全面而深入。

在讲课中，郑先生非常注意将学习、研究学问的重要方法传授给学生。我在各种场合(包括旁听郑先生授课、会上会下聆听郑先生的讲解等)直接从郑先生学到的治学方法有：重视从有关文艺作品的描述中分析历史问题(即要把文艺作品当作研究有关历史问题的史料)，以及重视观察现实以从中得出感悟、而后以此感悟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等。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及十几年前为纪念郑和下西洋而写出的一篇颇受学界重视的历史文章，就是自觉利用从郑先生学到的以上两个治学方法而写出的。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数不胜数的有机会师从于郑先生的学生，皆从郑先生那里学到了宝贵的治学方法，而且大多数比我感受更深、收获更大。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对郑先生重视授人以渔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敬意，由此而体会到他对教学之重视达到了难得的高度。

总而言之，郑先生在教学上尽心尽力，费尽心血，达到了一般人达不到的境界，表现出高尚的职业道德，这是其高尚人格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