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

　　2月23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安西青救等十三个救亡团体。西青救听到消息后，当即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立场：一、西青救向来主张青运统一，需要统一、集中、公开、合法、可由省党部统一领导；二、明令解散的办法不能达此目的，而西青救为二十万青年代表，以民主产生，会员遍及西北各省，在法理人情上均不能解散；三、未登记的可以继续登记，请予以批准。这些要求没有达到，但西青救克服各种困难，坚持继续工作，不断争取合法地位和公开工作。

　　3月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武汉召开了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七十人。会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发动学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4月

　　为适应当时任务的需要，民先队总部在西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民先队的章程。以后，民先队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38年6月，民先队员发展到五万多人，成为全民抗战中的一支积极力量。任弼时同志曾对民先队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一二九’运动中产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仅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抗战以后大批民先队员走上抗日前线，在坚持敌后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6月世界学联五个代表团到达延安，热烈称赞青救会宗旨正大，工作努力，生活艰苦，不愧为中国青年的模范，并即加入为名誉会员。

　　7月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还召开了全国青年救国团大会。在长江局的领导下，蒋南翔、宋一平、李昌、杨学诚、黄华、于光远等同志参加并领导武汉地区的青年工作。

　　7月国民党逮捕了西北青救会驻西安的负责人何志诚，民先队的李连璧、于志远等五人，时称“西安五青年”党立即领导了“营救五青年运动”，连续组织几次游行示威，又发动各界人士开展签名运动进行抗议；同时，组织各学校、各团体轮流去监狱慰问，大学生在监狱门前抗议示威。九月，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了五青年。

　　8月国民党日益加紧法西斯统治，强迫解散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于一九四零年后并入青年救国会)。同时、在武汉还强迫解散了“青年救国会”和“蚁社”。

　　11月西北青年救国会在延安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除西青救的代表外，还有华北、华南、南洋等地的青年团体和青年工作者的代表。会上中共代表作了《在抗战建国的目标下来团结全国青年》的报告，朱德同志作了《青年把抗战建国事业担当起来》的重要讲话，林柏渠同志作了《介绍边区工作经验给全体青年》的发言。大会发表了给全国青年的宣言，通过了《抗日少年先锋队章程》，和《儿童团组织章程》，并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当时党内有中央青委，主要负责人是陈云(书记)，冯文彬(副书记)，李昌和黄华负责组织，胡乔木和刘光负责宣传。

　　1938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寇的疯狂“扫荡”，为配合部队作战，保卫敌后根据地，边区青救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支地方青年武装，叫做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青抗先在八个抗战中，对扩大主力部队，协助主力部队作战，支援前线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敌作战中，创造了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地道战等等，给敌人很大的杀伤。

　　1938年广州的几个先进青年救国团体联合组成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它的成员有学生、工人、店员和教职员。1938年10月，日寇逼近广州，“抗先”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队员和队外青年，参加了“战地工作队”，分赴战地敌后，开展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1939年初，“抗战”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会议，正式通过队章、队徽、成立了总部和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四个总队办事处。会议决定到敌后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12月在韶并举行第二次全省代表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坚决表示拒绝“加入”三青团，粉碎国民党融化“抗先”的阴谋。1940年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抗先”被迫解散。

　　1938年-1939年一大批革命知识青年，为了寻求真理、挽救祖国危亡，冲破敌人种种阻挠，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青训班进行学习，以后成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