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6月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纠正青救会自一九三九年以来产生的青年主义偏向。决议指出，青年运动应该有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同时指出，必须把完成一般任务(抗日、民主、生产等)与青年特殊任务(教育、学习、婚姻、娱乐、改善生活等)两者明确结合，不可偏废。在青年工作中要注意引导青年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使他们和成老年相对立。之后，青年主义偏向就逐步改正。

　　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央青委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央青委由凯丰、冯文彬、宋一平、蒋南翔、高朗山五同志组成。凯丰同志为书记，冯文彬同志为副书记。

　　1941年日寇向根据地频繁进行“蚕食”、“扫荡”和“清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又加上当时华北各地发生严重天灾，因此使根据地面临极端困难局面。在党的领导下，广大青年积极参加了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和工作，在武装斗争、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以及文化建设和政权建设中，都做了出色的成绩。

　　1942年

　　下半年党在重庆、成都等地的青年工人，职业青年和青年学生中，建立了一种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领导称之为“据点”。它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组织纲领和组织系统，规模小，不发生横的关系，也不能转移关系。在当时恶劣环境下，它便于荫蔽，有利于保存和积蓄力量。

　　1944年

　　9月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进一步激发和鼓舞了青年对国民党的愤怒和反抗，不断掀起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浪潮。

　　10月7日成都五大学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召开“国是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两千多人，大会宣传了党的主张，高呼“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这是1940年以来成都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大型集会，影响到国民党统治的西南地区。周恩来同志曾肯定了这次座谈会的意义。

　　10月在“据点”的基础上，成都建立了中国青年民主抗日协会(简称“民协”)。“民协”初成立时，主要是在一些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后来和成都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了关系。在党的领导下，“民协”在组织成都青年群众开展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14日

　　蒋介石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诱骗学生为其效劳。

　　10月31日

　　成都市伪警察数百人包围市立中学，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四十多人，造成“市中血案”。为声援市中学生，11月11日成都召开了一万余人的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欧打学生暴行，并举行示威、请愿。

　　12月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作了题为《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重要讲话，向青年提出了夺取坑战后胜利的正确道路。他说：“一二九时代青年学生，已经提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冬

　　在党的领导下，昆明建立和秘密先进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民青”的主要成份是学生。它有宗旨是“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义”，“受最先进政党的领导，同民主力量合作”。抗战胜利后，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民青”积极参加反美反蒋运动。建国以后，“民青”的盟员大部分转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5年

　　3月国民党特务打互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重庆工人、学生和职业青年一成余人举行公祭和出丧游行。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在群众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枪决了凶手。

　　11月25日云南昆明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针对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25日晚上，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英语专科学校等学生自治会举办了反内战的时事晚会。国民党派出特务和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向大会乱放小钢炮、机关枪。学生和进步教授镇静开完晚会，并通过了反内战宣言，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捣乱。反动派无耻行径引起学生愤慨，第二天开始了总罢课。

　　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对昆明的爱国学生运动进行残酷镇压。他们派出特务及军警数百人，有计划地攻打西南联大等地。打死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于再等四人，打伤六十余人，酿成“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上海、重庆等十余大中城市的学生及各界人士纷纷举行声援示威和罢课，抗议反动当局的血腥屠杀。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延安及晋察冀、山东、晋绥边区的广大军民热烈支援昆明学生。

　　12月9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一二一运动，指出：“我们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