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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救灾、众志成城;迎接奥运、圣火燃烧。在中华雄风震撼于世的时候,近日,津城却频频出现不和谐现象:鞭炮声此起彼伏,各种传言不胫而走,“收童男童女”、“要吃桃罐头,系红布,放鞭炮”等。这些与时代风潮极不和谐。
谣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历史的车轮已经进入了21世纪,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信息化时代,人们怎么能够盲目地相信那种捏造的消息?
首先,其中的大多数人,是不加分析的盲目跟风。人云,我语,人传,我信,人风,我雨。这种“跟风族”,很容易上当、受骗,善良人做了糊涂事。我们有科学发展观的强大思想武器,遇到事情,进行一番分析研究,就会分清是非,明辨真伪。
其次,迷信思想的回潮,为谣言提供了土壤。所谓迷信,是指相信星占、卜巫、风水、命相、解梦和鬼神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迷信的东西,已经泛滥成灾,影响面既广、且深。不仅普通职工信,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信;不仅一般群众信,甚至有的共产党员也信;不仅老人、青年人,甚至有些少年儿童也信。相信迷信,有的是信仰空虚,有的信仰危机,有的是信仰变异。根本原因是没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科学的价值观。一旦谣言风起,便盲目迷信,使那些造谣的消息不胫而走。
其三,把谣言与谣俗混淆。谣俗,即风俗习惯。因为从民间歌谣中,可以看出人民的风俗,所以风俗又称“谣俗”。“风俗”,是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
谣言与谣俗,只有一字之差;虽然谣言中的某些现象,与谣俗相似,比如这次谣言中的系红、燃炮,表面看犹如民俗中贺节、庆喜中的穿红、放鞭一样,但是实质却不同,性质亦各异。
第一,风俗的流行,要有一个较大的范围和人民普遍的习惯。《礼记•曲礼上》说:“入国而问俗。”这里的“国”指“都城”。现在来说,诸如一个民族,一个省、市,一个地区的人民的普遍习俗。例如我们天津,在开放性、多元性和兼蓄并容的文化构成中,民俗文化是一个重要流脉。像节日俗、饮食俗、衣饰俗、婚嫁俗、丧葬俗,乃至小商小贩、缝补修理、市井杂耍等习俗,五花八门,灿烂多姿。其中,有的民俗,在全国来说也是独特的。如方言、婚俗等。婚礼都在下午;而河北等地,都在上午(二婚在下午)。这些习俗,构成了一个风俗缤纷的迷人世界。谣言与谣俗不能同日而语。谣言,尽管有时波及面较广,但绝非普遍。
第二,风俗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三年五载,一蹴而就的。风俗要历代相沿、积久而成。风俗之“风”,是指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风俗之“俗”,是指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如正月过年,从一两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到汉武帝时正式确定农历一月为正月,并延用至今。子时,特别是要燃放花炮,家家户户花炮齐鸣,万里长空硝烟一片。宋代王安石有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再如天津旧时的妇女,对红装独有情钟,由来已久。红色代表吉祥、喜庆,热烈、激情。不仅结婚时穿红袄、红裤、红鞋、红袜、红裙、红盖头;而且逢年过节也是一袭红装。旧时天津文人冯文洵曾对天津妇女过年到天后宫祈拜进行过描绘:“称体衣裁一色红,满头花插颤绫绒;手提新买金鱼缸,知是来从天后宫”。天津妇女崇尚红色,一方面与天后娘娘少时为一“红衣女子”有关(天津的天后宫建于元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天津人民热烈好客的性格和喜欢热闹的传统心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着装颜色,虽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是穿红的风俗并没有完全消失。
谣言与谣俗不能相提并论。谣言,只能欺骗于一时,决不能蒙蔽于长久。看种种谣言,曾几何时,便像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
第三,风俗是习与时变的。正如明代顾炎武所说:“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历史时代、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的不同,都会使风俗因时、因地而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向像《诗经》上说的:是“美教化,移风俗。”这就是说,风俗文化,必须“移风易俗”、“与时俱进”,继承民族良俗,保留无害习俗,清除恶风陋俗。当然,风俗的易变,不像“飞流直下”的瀑布,而像涓涓歌唱的溪流;风俗文化的底蕴,不是暴露在急风骤雨之中,而是凝聚在潜移默化之内;习而与化,更能从精妙的诗情画意中,从细致的审美情趣中,获得平凡而神奇的功效。
传统的风俗,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许许多多的动人习俗故事,飞越了时空界标,流传了世世代代;许许多多的风俗逸闻,超出了门户之见,传播了社会的悲欢离合;许许多多的谣俗佳话,历久远而弥新意,展示着人们的喜闻乐见。风俗文化闪耀着民族文化之光,放射着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
谣言与谣俗不能混为一谈。谣言连陋俗都不是,只配作恶风。我们决不能让这种谣传、恶风,像《红楼梦》中斥责的那样“以讹传讹”。它的变化、下场,只有清除、破灭。(本文作者为天津市地方志学会会长郭凤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