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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中小学校园外,经常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的韩国妈妈前来接送孩子。他们是新西兰公立学校最大的外国族群,在韩国被称为“野鹅族”:为了让孩子从小接受纯正的英文教育,母亲带着孩子到新西兰、美国等英语国家上学,而父亲留守家中,挣钱养家供学费,每年仅出国探望妻儿一两次。
据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目前有4万多韩国小留学生在妈妈的陪同下,在英语国家求学。专家说,这是新时代全球化教育的衍生物,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迟早得走出这一步韩国的教育制度十分严格,学生压力大,苦不堪言。为了给孩子减负,同时也让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以便在未来的职场中更具竞争力,越来越多的韩国家庭加入到“野鹅”大军中。
这是韩国社会的一个新现象,颠覆了传统的移民模式:男人漂洋过海挣钱养家,女人和孩子在家留守。由于大多数韩国妻子因签证受限,无法在国外寻找工作,因此丈夫不得不含辛茹苦,养国内、国外两个家。
据韩国教育发展学院最新数字显示,2006年有29511名韩国中小学生留学海外,比2004年增加近一倍,是2000年的7倍。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父母在海外工作、或者已获海外永久居留权的孩子。
据美国和新西兰政府统计,留美的韩国学生超过10.3万,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队伍;留学新西兰的韩国学生人数仅次于中国,位居第二。与别国留学情况不同的是,韩国学生的留学生涯从小学开始,因为他们相信,学习英语的最佳时机是小学。
2007年,新西兰有6579名韩国中小学留学生,占其外国学生总数的38%。
现年39岁的金素英(音译)16个月前携两个儿子来到新西兰,她对《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说:“我们来新西兰前已经讨论了两年时间。是否留学,这从来都不是个问题,关键是什么时候留学。我们清楚,迟早要走出这一步。”
从前的“野鹅族”与今天有所不同。昔日的“野鹅爸爸”通常比较富有,会把家人送到美国。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把目标瞄准了消费水平较低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有些留守爸爸被称为“鹰爸爸”,他们有钱有时间,一年可以多次飞往海外看望家人。而那些既没钱也没时间,只能呆在国内苦苦守候的爸爸们则被称为“企鹅爸爸”。
“企鹅爸爸”的困境足以构成一个社会问题。韩国总统李明博说,他将聘请1万名英语教师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史无前例的,”他说,“韩国是世界上唯一面临这一问题的国家,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迂回进入上流社会在国际性学科考试中,韩国学生往往成绩优异,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昂贵的学费、巨大的心理压力等等。许多人视之为韩国低出生率的重要原因之一。2007年,韩国的出生率仅为1.26,位于世界最低出生率行列。
不少家长抱怨,韩国学校不仅教不好英语,也教不好全球化时代必备的一些重要技能,比如,如何创造性思维等。抱怨引起社会共鸣,人们普遍认为,正是因为教育不得力,才导致韩国经济在经历几十年的高增长后逐渐趋缓。
也许要过好几年才能看到,这一批出国潮中的孩子将如何回报祖国,尤其是他们大多目前还在国外读小学。但是本世纪初,那些出国读高中的“野鹅孩子”们,如今已大多升入美国或其他英语国家的大学,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而那些选择回国读大学的孩子,也大多入读延世大学之类的韩国名校,这些学校近年来越来越热衷于提供全程英语教学。因此,许多人认为,青少年时期拥有一段留学时光,是进入韩国上层社会的一条迂回路线。
新西兰的公立学校每年向留学生收取学费8700美元,这已成为新西兰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由于亚洲移民潮滚滚而来,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里随处可见亚洲面孔,商业区染上了亚洲色彩,城郊富人区的房价不断攀升。
金素英说,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将有助于她的儿子今后读一所优秀的韩国中学,并最终进入首都的一流大学。她的丈夫、现年43岁的朴义梁(音译)毕业于一所不知名的韩国大学,他认为这直接导致了自己缺乏社会关系,影响了事业发展。
来新西兰前,这对夫妻已将10岁的儿子朴俊承(音译)送到一所夜间补习学校,将另一个儿子、8岁的朴俊武(音译)送到一个英语学前班。夫妻俩平时在家里谈论最多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和前途。
尽管如此,儿子的英语水平并没有太大的提高。于是,夫妻俩又聘请英语家教进行课外辅导。金素英说:“其实,我们觉得补习学校做的不错,但同时又感到,如果不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就没有安全感,因为其他父母都把孩子送出去了。”
如今,夫妻俩感到欣慰的是,两个孩子已经融入新西兰的生活,与邻居关系和睦,与同学友好相处。小哥俩平时甚至用英语交流。
现代版的“孟母三迁”但令金素英担心的是,她的小儿子在说韩语时常常犯一些低级错误,他可能会因过早进入西方社会而难以认同自己的“韩国身份”。对于小哥俩来说,将来重返韩国社会时,如何建立一种新的心理平衡将至关重要。
专家认为,韩国妇女日益上升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野鹅”移民潮。保守势力批评“野鹅妈妈”过分专注于孩子的教育,不惜冒婚姻损坏、家庭破裂的危险。这些“野鹅妈妈”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尽量远离自己的婆婆。
而“野鹅妈妈”们认为,她们是当代“孟母”,演绎的是现代版的“孟母三迁”故事。现年37岁的张素贞(音译)两年前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新西兰,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孟母如此受人尊敬,而我们这些‘野鹅妈妈’却饱受批评。我们离开韩国来到这里,所作所为与孟母完全一样。”
张素贞6岁的女儿艾米在一家私立学校读书,老师说她的英语阅读水平相当于8岁儿童。这所学校16名外国学生全部来自韩国。
但艾米的父亲、现年41岁的凯文·朴却不能确定,是否真的值得牺牲家庭团圆来换取女儿的今天。他至今仍不同意妻子当初的决定,让两个孩子远渡重洋,并且两次延长在新西兰的居留时间。
自从家人离开首尔后,朴先生搬进了韩国人所谓的“办公室公寓”,即一种小型套房,既可作为公寓,也可用于办公。他说:“我很孤独,我想念我的家人。一家人应当生活在一起。”
教育专家和心理学家认为,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婚姻关系紧张,父亲的角色被削弱,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遭到破坏。不少夫妻有婚外情,有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有的为了孩子而选择视而不见。
朴贞元(音译)和丈夫金永熙(音译)表示,尽管他们已经分开4年半,但婚姻关系丝毫没有受损,每次重逢,都好像度蜜月。但朴贞元也说,他们家“可能比较奇怪”,因为虽然她每天都要和丈夫煲一个小时电话粥,可儿子和女儿从来没有提出要和父亲通话,而丈夫也从未要求与自己的孩子交流。
金永熙说,他的父亲总是忙于工作,与家人共处的时间很少,到了周末总是早晨4点钟就起床去打高尔夫球。“也许这能解释一切。如今我也当了父亲,与我的孩子们保持着类似的父子关系。”
当记者问他11岁的女儿艾琳是否想念父亲时,她说:“我不是很想他。我一年可以见他一次。”母亲追问:“你觉得那样就足够了吗?”她想了一下,纠正道:“我一年可以见他两次。”(唐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