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洞窟，敦煌壁画应该是敦煌艺术的另一个代表，那栩栩如生、借助彩云却不依靠彩云凌空的“飞天”，已经成为人们头脑中坚实的中国文化符号。

　　此次天津敦煌艺术大展展出的50幅敦煌石窟壁画临本，皆具有非凡的艺术价值，无所不包，构成一部漫长而丰富的百科全书。

　　以下就为读者解读此次敦煌艺术大展最具代表性的4幅壁画——

　　《九色鹿本生故事》

　　莫高窟第257窟

　　相信大家对该幅壁画并不陌生，还记得多年前的一部经典动画片《九色鹿》吗？对了，那就是根据此壁画内容改编的。

　　该壁画内容取自《佛说九色鹿经》——美丽的九色鹿从恒河中救起溺水之人，溺人为报答九色鹿救命之恩，发誓不泄露其住处。当时王后梦见一鹿，身毛九色，次日就向国王要求捕捉九色鹿，剥其皮以做衣服。国王当即布告悬赏。溺水人见利忘义，到宫廷告密，并带领国王前往捕捉九色鹿。此时九色鹿毫无所知，鹿的好友乌鸦对空长鸣，唤醒九色鹿。九色鹿毫无惧色，向国王讲述溺人忘恩负义的劣迹。国王深受感动，放鹿归山，还下令全国禁止捕猎九色鹿。此时，溺人周身生疮。

　　九色鹿故事画采取横卷式连环画的表现形式，按两头开始、中间结束的特殊顺序布局，描绘了9个情节，画面安排一端为1、溺人呼救；2、鹿经过水边；3、鹿救溺人；4、溺人向鹿跪谢发誓；5、鹿酣睡中。画面的另一端表现：6、王后说梦，国王悬赏；7、溺人告密；8、溺人向导，国王乘马车捕鹿；9、九色鹿向国王控诉溺人。画面中央是故事的高潮和结尾，给人留下回味和想象的余地。画面上象征性的山水和宫阙，不仅说明人物活动的环境，而且发展了汉代画像的平面装饰美。说梦和告密的场面最为精彩，将王后娇娆作态，急切促使国王为她捕捉九色鹿的内心活动，作了深入的刻画。

　　《四飞天》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　

　　此飞天绘在主尊阿弥陀佛的华盖上方，一前一后分拥两列，前两身对称地拥护在华盖的左右两侧，一手撒花，一手接引，身材婀娜多姿，飘带跃然有声，后面两身飞天对称紧随其后，亦做撒花接引之势，长长的飘带衬托出飞行中轻盈灵动的体态。整个画面由飞天和流云组成一幅动态的场面，加上绚丽的色彩，生动地表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境界。这是莫高窟唐代飞天的代表作之一。

　　《反弹琵琶舞乐图》

　　莫高窟第112窟

　　此为观无量寿经变中之舞乐图。美丽的舞者举起琵琶反背在身后，屈身向右，抬右腿，和着激动人心的乐曲声，跳着欢快的舞蹈。她手中琵琶在背后拨弹，连弹带舞，有极大的难度。两旁的伎乐，分别弹奏琵琶、阮咸、箜篌、鸡娄鼓、横笛、拍板等，通过舞乐表现了西方净土世界的欢乐气氛，是研究唐代舞乐史的珍贵资料，也是敦煌壁画中最美的一幅反弹琵琶舞乐图。

　　《三兔飞天藻井》

　　莫高窟第407窟

　　这幅藻井颇具特色，不仅摆脱了南北朝时期那种斗四抹角叠涩的程式，而且在艺术美的构成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方井中心绘八瓣重层大莲花，圆形花心中安置三只旋转飞奔追逐的兔子，三兔共三耳，却有一免双耳之感，既简洁又明快。同时，三耳相接，构成三角形，与圆心外框自然成趣。莲花四周环绕飞翔的八飞天和旋动的天花，运动方向与三兔一致。外围是花纹细密的边饰及幔帷。整个藻井结构谨严，纹样新颖，造型生动，色彩华丽，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才智，是藻井的代表作之一。（注：藻井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有方形、多边形或圆形凹面，周围饰以各种花纹、雕刻和彩绘。藻井是敦煌图案中的精华，由于它高居石窟顶部，受风沙及恶劣自然环境的损坏较少，同时也免除了许多人为的损坏，故保存得很完好。）

　　特别展示篇

　　雕塑精品

　　开山之作

　　佛、菩萨像（中心柱）

　　莫高窟第432窟

　　此中心柱四面凿龛，正面开一大型圆券龛，内塑释迦佛倚坐像，释迦牟尼内着僧衹支，束小结，外套汉式对襟大襦状袈裟，袈裟低回于腹前，手施说法印，造型清秀，形体匀称，庄严稳重，贴身的袈裟上密集的衣纹随肢体起伏变化，宛若行云流水，律动感很强，并富有装饰性。佛像身后饰火焰纹背光，两侧画供养菩萨及飞天。龛楣外沿饰连续忍冬纹，其状如火焰，楣中饰缠枝忍冬和莲花，莲花中画化生童子。龛柱浮雕缠柱莲花，龛梁两侧装饰彩塑翼龙。龛楣上方遍贴影塑菩萨。这些影塑菩萨均穿大袖长袍，作胡跪姿，合掌或持莲蕾，面貌清瘦，五官疏朗，神情虔诚。左肋侍菩萨头戴宝冠，长发垂肩，发髻插簪，耳饰长垂。身材修长，头部微向前倾，倚壁而立，菩萨面相略方而丰满，额广眉高，眼、鼻、嘴的部位紧凑，秀目慈面，面带微笑，微笑中颇显稚气，恰似一个清纯的少女，菩萨上身赤裸，肩覆长巾，腰间系裙，一手贴胸前，一手下垂原提净瓶，姿态自若；右肋侍菩萨，面相长圆饱满，额广平整，眉高眼秀，嘴小唇薄，耳饰垂肩，含笑俯视，身体重心略微右倾，神情欢悦，是一个丽质内向的少女形象。肌肤洁白滋润，披巾交于腹前，红色长裙，裙裾对称，正反转折翻动，青、绿交叠晕染，显得形容端丽。

　　塔柱左、右、后三面各开上下龛，塑禅定佛像，上层均为一佛四菩萨，下层为一佛二菩萨。后面壁下层龛内塑释迦苦修像，释迦结跏趺坐，手作禅定印，头微前倾略低，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两颊瘦削，皮肉松弛，形容憔悴，轻薄的袈裟紧贴着干瘦枯槁的身体上，透露出嶙峋的肋骨，凹陷的腹部，将释迦苦修的形象刻画得形神兼备。

　　禅定佛像两侧的菩萨与正面龛肋侍菩萨略同，头戴宝冠，身着对襟大袖长襦，腰束络带穿环垂于腹前，披巾交叉搭于袖上，脚登大头履，服饰明显地一反西域式菩萨袒胸露臂，赤足的惯例。虽然造型比例略欠，但从面容清瘦、颈部细长、眉目疏朗等特点来看，这是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风靡于南朝的秀骨清像式形象，也是中原汉式衣冠传到敦煌而影响佛教艺术的作品。

　　写经篇 敦煌写经 津门渊源

　　敦煌藏经洞文物，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这批数量多达5万余件的古代写本、刻本和佛教艺术品，始自晋代，延于南北朝，盛于隋唐，终于宋初，历时7个世纪。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涉及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许多方面。写本和刻本使用的语言文字，除汉文外，还有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浩大丰富的藏经洞文物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魏晋至唐宋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珍贵资料。

　　此次天津敦煌艺术大展上，天津博物馆特将馆藏的10件敦煌写经珍品奉上一并展出，这也揭开了天津与敦煌的一段渊源。

　　天津和敦煌写经的渊源极深，现在一提起敦煌文献，大家都知道非常珍贵，但是在1900年敦煌道士在莫高窟书画洞中发现它们的时候，清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保护，因此被许多外国考古学家钻了空子，他们用极少的白银买走了大量的敦煌文献，以至于现在全世界收藏敦煌文献最多和最好的是大英博物馆。直到1909年清政府才算后知后觉，下令将余下的敦煌文献解送赴京，途中李盛铎利用职务之便截取了大量的敦煌文献，由于他精通版本目录学，因此他截取的敦煌文献的质量都很高。后来李盛铎久居天津，由于晚年家道败落，其藏品由子女分次售出，其中一部分被周叔弢购得，1981年周叔弢将家中所藏的敦煌文献300多卷全部捐献给了天津博物馆，从而使天津博物馆的敦煌文献收藏数量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和甘肃敦煌研究院，成为国内第三大敦煌文献收藏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