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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化素质教学部主任、教授杨岚
道德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行为规范,指向人性的彰显、提升与完善。道德是有时代性的,一个时代的道德典型可能会成为另一时代的精神遗产也可能成为包袱,如封建道德之于现代社会,而那些能穿透时光而能在不同文化圈中引发共鸣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总是探向人性共性的部分,闪烁出迷人的温情厚意,让我们感到人性的尊贵,而这些会成为从丛林部落传说直到好莱坞影片的恒久主题。
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社会到现代工商文明、信息文明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们的观念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传统观念不足以范围人心,古道热肠成为落寞,现代观念体系又未能引领风尚,人们不免有些无所适从,新旧交替的变革期,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能量激荡迸发之际,也容易出现观念混乱行为失范的现象,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屡现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有关。而道德建设不能只乞灵于传统美德弘扬,而应着力于为现代社会奠定新观念基础,建构现代人格,树立身边榜样,畅行现代文明行为。“百城市道德模范巡讲网上行”活动正是这样的盛举。
各城市推出代表自己城市精神和市民素养的模范人物,他们有见义勇为的英雄、诚实守信的义士、助人为乐的好人、敬业奉献的劳模、孝老爱亲的主妇等,他们构成了城市建筑之外的精神形象,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天津市推出的十名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中,既有见义智为成功救出三名落水学生的硕士生徐伟,也有在抗震救灾后格外引人瞩目的绝不建豆腐渣工程的建筑师范玉恕;有危难中舍己救人的李远洲,有和平环境中义务献血20多次的程铁凤;有现代职业道德典型如螺纹专家、医院院长,蓝领专家,也有传统家庭美德榜样,如孝养继父的普通妇女,有认养10个抗洪救灾英雄母亲的企业家,也有30年如一日照顾残疾人的派出所民警。他们的身上既有耀眼的人性的光辉,又有鲜明的现代生活印记,也有天津人淳厚义勇的特质。他们是这个时代天津市民的道德肖像。而在关于他们的访谈中,我们很少看到夸张的豪言壮语和慷慨激昂,而只有沉甸甸的深刻自省到的责任、义务,渗透到一言一行中的素养、良知,包括他们周围的亲友同事的理解和支持构成的托起这些道德英雄的文明基座。李远洲的妻子说“我们愿意他救人,更愿意他活着。”她将2万元捐款回报社会,并建议在海河边设救生圈;冰湖英雄徐伟不建议大家都向他学习,“这个事情是突发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遇到的。只要大家有善良的心,我能帮就去帮,能做就去做,尽力而为,不要强求,如果强求很多时候可能做的事情就已经脱离了那种原先的本质的想法了,我觉得做好事谁都能去做,能做尽量去做。”他的救人与让座一样是自然形成道德习惯,这个80后青年楷模身上折射出的理性、冷静和人文意识让我们对这一代青年刮目相看。而在冯香苓这个朴实的妇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传统美德的惯性,她把一份无血缘基础的亲情推到了极致温馨,感恩报德的仁义之举甚至有些偏执,如她坚持选婿入赘,还让丈夫改姓继父的姓,——这也是天津人,道德楷模的性格中总是有几分常人难及的固执,在现代社会利益流转中葆有那种心灵的坚持。
在道德建设中应该注意的是,道德一直被认为属实践理性,知易行难,道理三岁孩童知晓,八十岁老人做不到;而现代道德中注重知行合一。传统道德基于情感,宗教的狂热和亲缘关系的推扩也可促进道德建设,现代道德基于理性,科学认知和文明行为习惯养成是重要路径。城市市民道德建设更多现代性色彩和全球化理念,无论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抑或是生态伦理、科技伦理建设,都离不开道德的知,只有深知才能力行。建构在理性基础上的道德才会是普遍性的,作为软约束的自律性的道德有其界限,责己严待人宽,与法律的强制性不同,道德法制化会促使社会僵化。现代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也是重要标志,以私德衡量职业领域发展,或以事业业绩替代私人生活质量,均不明智。现代道德注重道德主体的自由选择,在保证底线伦理不被触犯突破的基准上,人们可以选择作圣人完人,也可选择作凡人俗人,不可强求一致,形成“道德绑架”。没有了政治法律体制性支撑和风俗舆论的规范,在这种自由选择基础上出现的道德楷模就更显珍贵,而能在道德中立、道德淡化的大背景中形成民众道德追求的热潮,只是印证了社会发展的道德需求和公民素质的普遍提升,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设。
没有了强制性的道德追求会成为时尚,人们会快乐地追逐和叹赏那种心灵的美好和行为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