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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矿难,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扬名天下的不是死亡一人的事故而是这家企业向28名“记者”发放“封口费”。事后经中国记者协会调查证实,其中有2名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的真记者,其余均为假冒。值此第九个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透过事件让我们走近70万中国记者——
肩负社会良知的新闻记者
记者的身影出现在汶川地震现场 |
11月8日是中国第九个记者节,是记者们光荣的节日,同时也是社会关注记者的日子。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刘卫东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记者是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是正义的化身。这些年来,新闻战线上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记者,他们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尊崇和爱戴。但一些不法分子盗用这种荣光,他们以假冒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诈骗活动,炮制假新闻谋取名利,侵害了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干扰了新闻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影响了新闻的公信力。其实,公众对中国记者的评价是:2008年,中国记者丰功卓越。”
近日,沸沸扬扬的“封口费”事件把新闻记者推向舆论的焦点。“向记者发放‘封口费’就是拒绝舆论监督,怕事件大白天下。”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刘运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语中的。
记者揭开“封口费”真相
今年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死亡矿工1人的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两天内共有23家“媒体”的28人以记者名义前往该矿,领取矿方以各种名义发放的“封口费”,此事震惊了中国。然而,这个事件曝光的本身,也是记者揭露出来的。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称,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向“记者”发放“封口费”事件,是《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揭露出来的。9月25日晚,戴骁军完成了职业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拍摄。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事情的起源是,他接到干河煤矿矿工举报,41岁的矿工吉新红在矿内闷死。事故发生后,煤矿未向上级报告,反而为闻风而来的各地的所谓“记者”发放“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戴骁军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并迅速将其曝光。该事件经部分媒体曝光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先后两次派出调查人员进行调查。经初步核查,领取“封口费”人员中,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的有2人,其余多数则是假冒新闻单位的社会人员。
10月3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负责人就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事故中记者领取“封口费”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对发放“封口费”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对领取“封口费”的新闻界害群之马应予以严肃处理;对假冒记者之名进行敲诈勒索的社会人员应予以严厉打击;对新闻工作者正当的采访权益应予以坚决维护。揭露“封口费”黑幕的记者戴骁军,其实就是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代表。他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杜绝有偿新闻,正常行使了舆论监督的权利。
新闻记者始终冲在社会前沿
刘卫东说,中国记者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将越来越多危害公众利益的事件揭露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是不断将一些隐瞒的重大问题大白于天下。刘运峰分析认为,中国现在的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新闻舆论监督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更多的社会黑暗面目被记者揭露出来。震惊中外的三鹿奶品事件,就是因为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的一篇点名报道,引来了一场刮遍神州大地的质量问责风暴。
上海东方早报国内部记者简光洲,9月11日发表了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使一个有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企业暴露无遗。他在采访过程中,为要不要直接点出企业的名字而矛盾。不过,根据医生介绍,婴儿最主要的食源就是奶粉。他对于奶粉可能就是病源有了更多的信心,但又感觉证据还不充分。同事提醒说,8月底,湖北有媒体也曾曝出三名分别来自湖北、河南、江西的婴儿可能因奶粉而患肾结石,不过报道也没有点是哪家企业。通过朋友找到了报道的记者,得知喝的也是三鹿奶粉,只不过出于多种原因没有点名,此后报道又被中止。多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相同的病例,他初步判断可能问题不在水质,而在奶粉。于是决定写稿时直接点出“三鹿”的名字,虽然意识到可能会面临着的各种风险。
简光洲说,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
9月11日,报道见报后,网站的大量转载让三鹿公司随即陷入一场风暴。这家企业的管理有问题,其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垮塌的命运。10多个小时的挣扎后,心虚的三鹿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这是一个迟到的正确决定,然而一切都可能无法挽回,一个号称有着近半个世纪历史、在国内奶粉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轰然倒塌。
今年8月1日,山西省娄烦县寺沟村尖山铁矿发生了山体滑坡的事故,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有11人被埋。后此事被当地确定为一起因为山体滑坡所致的自然灾害。有网友在百度娄烦吧中发表言论,称当地政府瞒报死亡人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和特约撰稿人王晓开始调查此事。8月底,《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的行为,死亡人数至少在41人以上,而且事故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9月14日,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的举报信。9月17日,中央领导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调查组,对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进行核查。9月18日,孙春龙参与到“8·1”事故核查指导组。从9月22日至29日一周时间内,核清了死亡、失踪人数,累计找到了41具遇难人员遗体,另有6件残肢。10月7日,安全监管总局召开新闻会通报9起特大事故的初步调查情况,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遇难和失踪共45人。新闻发言人黄毅请孙春龙与王晓参加,并公开对两人表示感谢,还表示要给予物质奖励。新华社与《瞭望东方周刊》陆续发表相关文章,披露山西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前后情况,才使隐瞒的特大事故大白天下。
贵州瓮安发生“6·28”事件,是因为家属对一名女中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上访。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最终酿成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各地记者在采访中,揭露出瓮安县更深层次的内容,引起了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汇报会上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瓮安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扩大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从而酿成了严重后果。
去年发现山西黑砖窑事件,也是记者揭露出来的。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在砖窑里搬动砖坯。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稍有怠慢就会棍棒加身,有的被监工暴打致傻或致残。他们蓬头垢面,有的身上还穿着沾满尘灰、破烂不堪的校服。他们中间,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孩子。这是发生在山西南部几百座黑砖窑里的真实故事。据《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记者:最大阻力是当地部门》的报道,称“付振中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也是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从5月9日至今,他三赴山西,编发报道21期”。
新闻记者高居高危职业榜首
刘运峰认为,恪尽职守、疾恶如仇、仗义执言的社会责任,使记者成为“高危人群”。中国记者在自己的职业中,不怕艰难险阻付出巨大努力,甚至有人为神圣事业而献身。有的牺牲在采访工作岗位上,有的因为坚持舆论监督而遭遇报复。在一篇篇看似寻常的新闻报道背后,有着敬业、奉献和良知。甚至一些单位存在“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谨慎,力图掩盖真相,对抗舆论监督,这就成为记者被追打或被拉拢的直接因素。记者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坚持正常的舆论监督,常常成为正义的化身,结果也成为了高度的危险职业。刘卫东教授介绍说,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新闻安全学会发表公报指出,全世界的媒体环境逐年恶化。在其公布的1996年至2006年10年间记者死亡报告中提到,在过去10年来共有1000名新闻记者遇难,其中超过70%是在和平时期且是在其国内遭谋杀的。调查发现,在这被杀害的1000人中,至少有657名记者是因为揭发社会黑暗而被谋杀的。2007年全世界共有86名记者殉职,是1994年以来记者遇害人数最多的一年。
国际新闻安全学会负责人平德发表声明说:“在众多国家境内,谋杀已变成让找麻烦的报道噤声的最简单、廉价和最有效的方法,且越多的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受害人数就会更急剧攀升。”枪杀、炸死、刺杀、虐待、勒杀和斩首,是让记者们“闭嘴”的方法。
2006年10月7日下午5点,俄罗斯著名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其位于莫斯科的寓所电梯内被人枪杀,头部连中两枪。48岁的安娜被誉为俄罗斯“媒体的良心”和最勇敢的记者,在国内和国外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她是车臣战争的猛烈抨击者,其正直敢言得罪了很多军方人士和政府官员,但是她也因此而获得了很多人的信赖和敬重。在2002年的莫斯科剧院绑架人质事件和2004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车臣的“叛乱分子”指名要她来充当他们和警察谈判的中间人。但在2004年的学生被劫持事件中,她在前往案发学校的飞机上所喝的茶遭人下毒,差点毙命,所以最终未能到达现场。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曾受到过多次此类威胁。安娜死前所任职的俄罗斯《新报》编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在遇害前几天正在采写一篇有关车臣绑架案件的报道。
中国西藏《拉萨晚报》记者龙昊,亲历拉萨“3·14”生死两重天。今年3月14日下午,他接报社指令前往拉萨市骚乱的重灾区现场直击采访。当形势急剧恶化时,他接到报社指令回撤。就在距报社仅百米远的路段时,他和他的相机终于被暴徒发现。凶险关头,他拼命逃入一间医院内,就在暴徒欲追杀进院时,院方的藏族护士挺身而出,将龙昊拉离了鬼门关。
龙昊顺着原路疾步赶回报社。他脱下外套,将相机包了起来,小跑着往江苏路走去,仍不时抽出相机拍摄。就在距离报社百米时,恐怖的追杀终于和他遭遇。一名歹徒一边抽出腰间的藏刀,一边喊叫着朝他砍来。那柄藏刀舞出时距离龙昊仅有1米。龙昊本能地拔腿飞奔,边跑边忙着取出相机里的储存卡。身后追赶的歹徒一呼喊,另有五六名男子也向他围拢过来。龙昊左冲右突,他听见了身后藏刀劈空的声音,也听见了石头飞过头顶的声音。
记者因为主持正义而遭遇报复的情况屡屡发生。记者采访被戴手铐、警方进京拘拿记者,以及粗暴干涉记者采访事件,对记者进行殴打、扣押,破坏损毁记者采访器材和资料等事件不断上演,而一些肇事者仍能逃避法律的打击,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高度关注。
新闻记者企盼立法保护
在今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中国众多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表现了出色的职业精神。没有中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就掀不起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就没有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局面。没有全世界4万名记者进入北京奥运会现场采访,也就没有全球40亿人同时观看奥运转播的可能。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传媒系主任刘运峰,也是南开大学的法学博士。他认为,记者仅凭工作热情和职业道德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新闻法律做保障。舆论监督需要法律的坚定支持,才能真正发挥监督和制约作用。
虽然这10多年里,新闻主管部门和媒体自身出台了不少规定,严格规范记者的新闻采访活动,但这些制度亟待法律的有力保障。因此,媒体及新闻记者企盼新闻立法。
目前许多职业都有相关法律保护,而新闻采访权、舆论监督权却一直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因此,尽管记者采访是为了服务于公众的知情权,甚至是行使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权,但目前法律上对记者的保护很薄弱,记者的新闻采访权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屡屡受挫,记者的正当采访被干扰、被剥夺,记者被报复、被陷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记者的新闻采访权是公众知情权、人民参与权、社会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新闻采访权受到侵害折射出当下舆论监督的艰难。所以新闻立法势在必行,尽快出台一部保障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权利的专门法律,从法律上尊重和保护新闻从业人员的采访权和报道权。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向记者发放“封口费”,从中也折射出各地行政干涉舆论监督的情况越来越少。在强大的舆论监督面前,社会黑暗面从幕后走向台前。中国记者只有坚持社会舆论监督的使命,让真正有职业良知的记者不再有丝毫畏惧,才能为新闻传媒树立一个有感召力、有希望的道德标杆。
道德沦丧,当记者和官员勾结时,公众受蒙蔽就更深了
其实有些新闻是在夸大其词看的真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