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津相声演员大会，前排左一为范振钰(1981年10月28日摄于北京)

在津举行的范振钰先生收徒仪式

高英培(左)、范振钰合说相声

　　范振钰是国家一级演员，我称他为“相声表演艺术家”，他不同意：“上面还有马(三立)老呢，我哪称得上艺术家呀！”我解释：“您是名人，现在不是都把名人称为这个家那个家的吗？”范老闻言正色：“什么名人？谁封的？”“还用谁封？范振钰这个名字，不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吧！”范老不以为然：“40岁往上的人，可能知道我，年轻的就不好说了。”这可能也是事实。如今的年轻人，迷相声的不多，何况范老早已退休赋闲，他又是个不喜张扬、不爱凑热闹的人，与今日大红大紫的这个“星”那个“腕”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可是，直到今天，无论是谁，凡是听过相声《钓鱼》的，他可能不知道甚或忘记范振钰这个名字，却绝对不会忘记《钓鱼》中刻画的那个典型人物——二儿他爸爸。可以说，《钓鱼》是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相声艺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相声作品中，可与之媲美的作品寥若晨星。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范老只承认《钓鱼》是他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成名作，却坚决不同意我把《钓鱼》拔得那么高。

　　——出身富足

　　——爱上了“穷人的艺术”

　　新中国成立以前，相声是纯粹的“穷人的艺术”——演员多数靠撂地摊儿糊口混饭，经济上大多处于贫困状态，与今天相声演员们住豪宅、开好车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范老是1941年开始说相声的，但他是个例外：不是因为穷才去说相声，而纯粹是因为喜欢、痴迷。

　　范振钰祖籍河北荣城，他以相声演员特有的幽默口吻自我介绍：老家有地，是“地主阶级”；在天津城里还开着买卖，又是“资产阶级”。当然，那时候范老还未成年，这一切都与他无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不过是个“双料的狗崽子”。在当时，范家是有钱人，这种家庭是不可能让孩子去说相声的。可是，范振钰偏偏就是喜欢说相声。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的年龄，可他宁肯逃学，也得跑去听相声。怕家里大人知道了挨打挨骂，他就背着书包假装去上学，趁人不注意把书包往药材堆(他家是开货栈的)里一塞，就偷着学相声去了。那时候天津市河北(今虹桥)区鸟市有个“声远”茶社，南市还有个“连兴”茶社，都是当时相声艺人们汇聚献艺的场所，叫做“相声大会”。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当时就在那里说相声，此外还有杨绍魁、王世臣、班德贵等相声界的老前辈在那里登台献艺。范老每天跑去听相声，段子听熟了，人也混熟了，1941年，15岁的范振钰就开始登台演出了。不过那时候他说相声是“地下活动”，不敢让家里知道。以当时人们的观念来看，“戏子”是下九流的行当，有钱人家的孩子听听相声还不算什么，要是想入行，抛头露面地去说相声，那可是奇耻大辱、败坏家门的事。家里为了阻止他学相声，让他弃学在家学买卖，他不学；让他学中医，他还是不感兴趣。范振钰说，为了学相声，没少挨父亲的打骂，但是无论怎么打怎么骂，他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门心思迷上了说相声。

　　1949年初，天津解放。当年年底，范振钰正式开始说相声。不过当时他还没拜师，在相声界，没有师承的演员是很难站住脚的。因此，1951年，他正式拜班德贵为师。我问范先生：“拜了师都学什么呀？”“说学逗唱，基本功，相声演员靠的是嘴皮子利落，每天练绕口令、八段屏、报菜名等等贯口。”“师傅打不打？”“怎么不打？学相声的那有不挨打的？不过也许是我当年挨爸爸打太多了，所以师傅倒是没打过我，只是啐过。”“啐？”“就是你没说好，师傅一口唾沫啐到脸上，当着面连擦都不敢擦。”

　　也是这一年，范老开始与高英培搭档，从此搭伙39年。范老说，最初登台说相声是没有“死对儿(固定搭档)”的，基本上是逮谁跟谁说。当时除了小蘑菇等人有“死对儿”之外，其他大多数演员也没有固定的搭档。当时范老自己也没想到，与高英培这一“搭伙”竟然搭了39年！39年，从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到两鬓苍苍的古稀之龄，他与高英培先生共同走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父亲拿出十几张姑娘的照片让他“选秀”

　　——老式婚姻与“新式接亲”

　　范振钰小时候，家里就给他定了一房媳妇，女方家里也是有钱人，我国第一代轧棉机就是她家出的，算是卓有成就的民族资本家吧。他们定的是娃娃亲，连“龙凤大帖”都换过了。可是女方家里也许因为太有钱了吧，父亲先抽上了大烟，接着女儿也上了瘾。得知这个消息，范家说什么也要退婚，这门亲事就这样吹了。

　　退婚那年，范振钰大约十五六岁。这个岁数的男孩，又是这样的家庭，婚姻大事自然不用发愁。所以，范家公子一退婚，上门提亲的就踢破了范家的门槛。范振钰说：“有一天晚上，我父亲拿出十几张姑娘的照片，说这里面有大学毕业的，有中学毕业的，有家里趁多少多少钱的，让我挑一个。父亲还问我：人家不是大学毕业就是中学毕业，你服侍得了服侍不了？这十几张照片我连看都没看，就她们这条件，我知道就成不了。”这事就这么搁下了。

　　消息传到了荣城老家，家乡有人又给他提了一门亲，女方家和他家是邻村，相距不远，只隔着一条大清河。父亲于是写信让在老家的母亲先去相相亲，也就是先打听一下对方家里的情况，偷偷看看姑娘什么模样。母亲看了，来信说不错，范振钰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鸿来雁往中定了下来。短短三个月时间，就结婚了。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范振钰谨遵父母之命，回家完婚，直到入洞房之前，妻子的高矮胖瘦相貌脾气一概不知。

　　“您这是正经的老式婚姻？”“没错，老式的。可是接亲的时候是新式的，最新的，保险你们谁都没见过。”范老故意卖个关子，笑眯眯地说：“结婚那天才有乐呢，当时我们家这边是八路军的天下，解放区；一过大清河，女方家里那边就是敌占区，鬼子横行，炮楼林立。结婚那天，我们家这边抬着花轿去娶亲，新人还没上轿呢，鬼子的炮楼就打起枪来了。好家伙！枪一响，新娘子连轿也顾不得上了，撒丫子就跑，幸亏离得近，一溜烟儿就跑到我们家来了。”新娘子在前面跑，花轿在后边紧跟，还有真枪实弹给“送亲”，这种“新式接亲”的确闻所未闻！

　　——“不上台的时候，跟大伙没什么不一样”

　　——我是“有家眷的孤老户”

　　北京宣武区和平门西河沿后铁厂胡同，窄窄的巷子深处，有一座挺大的院落。看骨架格局，这曾是一座老式四合院，前后两进，带左右跨院，月亮门、垂花门、抄手回廊依稀可辨，颇为工整。据说这里原来是一代名优金少山先生购置的私宅，其后辗转易手，又经几十年风雨剥蚀、修葺改建，成为百姓杂陈的普通民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杂院”。

　　范振钰就住在这个大杂院里。院子虽已不复当年风采，但范老居住的两间北房依旧是前廊后厦，只是这“廊”与“厦”都已接成了房子的一部分，不是当时格局了。房子没有装修，白灰墙、水泥地，除了一部电话和一台小小的微波炉之外，屋里的摆设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我问范老：“您就住这儿？”“啊，我就住这儿。”他笑了：“这问题不是你一个人问了，好多人都这么问我，好像我就不该住这儿似的。我怎么了？我不就是一演员么？不上台的时候，我跟大伙儿没什么不一样。”这一带的居民都认识他、熟悉他，谁也没拿他当名人恭着敬着。夏天，没有演出的日子，范老经常在晚饭后来到胡同里，坐在大树底下跟大伙儿聊天。随着申奥的成功，北京的城市建设也明显加快了步伐，范老说，他住的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了。问他是否回迁，他摇头：“太贵了，得好几十万。”又抬头望着屋顶：“唉，挺好的房子，说声拆就拆了。”清癯瘦削的脸上霎时写满了缱绻离愁。

　　范老是1979年从天津市曲艺团调到全总文工团的。据说当时全总文工团是“硬调”——也不管你天津曲艺团是否同意，悄没声的就把范振钰和高英培两对老夫妻的户口给调到北京来了。又据说天津为此还把全总给告了，结果告来告去还是没打赢这场“官司”。虽然老两口的户口都来了北京，可是后铁厂胡同的这处宅子基本上是他一个人住，范老自嘲地说：“我是有家眷的孤老户。”范振钰有一子四女，除了一个女儿在老家荣城之外，其余的都在天津工作。范振钰的老伴没有工作，在天津跟着儿女们生活。我问范老为什么不让老伴到北京来侍候他的起居，他笑了：“她侍候我？我侍候她还差不多！我一个人还好说，她来了，不够我忙的呢！”从1979年到现在，他工作、生活在北京，逢年过节才回天津的那个家，算起来他为相声抛家舍业当“有家眷的孤老户”已经20多年了。

　　——冲淡平和真境界

　　——烟、酒、茶和“范计包子”

　　范老今年75岁，血压不高、心脏没病，除了高度近视外加老年白内障之外，身体一点儿毛病也没有。请教他的健身秘诀，他连连摇头：“这个你可能不好写，我是抽烟喝酒不锻炼。除了烟酒之外，范老还有一大嗜好——茶。“每天早晨5点钟准起床，起床后先去遛个弯儿(这是他唯一的体育活动)，回来就喝茶，不喝完一暖瓶开水就什么也干不下去。”喝茶，而且喝浓茶，这多半是他抵御烟酒侵害的良方。

　　“平日饮食上有什么偏重吗？”我试图帮他找出健身长寿的秘诀来。他想了一下：“没有。我的原则是随意，有什么就吃什么，吃什么都行。在北京，我从来不吃早点，可是回到天津就吃早点，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可能因为天津的早点吃着顺口吧，嘎巴菜、云饨、煎饼果子……不像北京，烧饼油条老一套。我还有个习惯，爱做不爱吃，好不容易做好了，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剩下的下顿再吃，再剩下就只好扔了。我吃得不多，食轻。”食轻(量少)，加上食清(清淡)，范老无意中遵循了现代健康新观念中的原则，这些，都有助于降低烟酒的危害。

　　提起退休后的生活，范先生也是“随意”二字。“有人来叫，就跟着去演出，没人叫就乐得清闲，决不去凑热闹。酬金？随便。人家给多少就拿多少，不争，争这个没意思。有时候朋友有事，来叫咱去帮场凑个热闹，没报酬，给个车马费就不错了。我有退休工资，够吃够喝了，在钱上计较多了没劲。”实际上范先生也缺钱，他老伴没工作，在天津的儿女中有两个已经下岗。当年儿子下岗后到北京来找他想主意，以为身为国家一级演员的老爸怎么也得给安排个事儿干。范老倒是给安排了，干什么呢？卖包子！范老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尤其是打馅、蒸包子，堪称一绝。儿子下了岗来投奔他，他就给出了这么个主意：在家门口的自由市场上卖包子。酒香不怕巷子深，“范计包子”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每天能卖几十斤面粉的包子。后来因为供不应求，只好挂出了“过午不候”的免战牌。

　　范老退休后这十几年来，基本上也没闲着，这儿演出那儿演出，全国各地到处跑。他的人品、艺德有口皆碑，演艺界人士愿意跟他合作，各地的观众也喜欢他。有一次到西安去演出，被一群老观众发现了，大伙围着他不让走，有的人还直掉眼泪，依依情怀，着实令人感动。“就冲广大观众的这份儿情谊，这份儿挂念，我老范不论到那儿参加演出也不能钱字当头呀！”

　　(文／吴金良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出版小说集《醉人的春夜》、《吴金良小小说》、纪实文学《千万别把钱借人》、报告文学《人生黑洞》、传记文学《蒋氏家族全传》(合著)等。其作品多次获奖，并改编为电影、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