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同性恋专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能占几个书架，但当时在中国几乎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

　　出国之后李银河才发现，原来在美国，搞社会学的好多人都被认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者左右不讨好”。

　　更多的感触来源于两个社会的巨大差别。“有文化层面的差异，也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

　　留学期间，给李银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部关于美国色情刊物创办者的传记电影，片中主人公时而受追捧、时而被暗杀的曲折经历，反映出美国社会对色情刊物的观念转变历程。

　　“这个人最后因为涉嫌对女性实行暴力而被女权主义者送上法庭，但法庭判他胜诉，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李银河说，“这个电影给我触动很大，因为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怎么都讲不通。”

　　李银河后来翻阅宗卷时发现，当她在学校阅读开美国社会风气的《金赛性学报告》的同时，在中国有人正因为所谓的“淫秽行为”而丢掉性命。她的研究里曾摘录这样的案例:

　　被告人周X，男，59岁，日用化工厂车间看守员。1986年6月至1987年8月间，利用其看守某车间的便利条件，为何XX等四位妇女卖淫提供场所，并看门放哨。介绍嫖客达17人，从中非法牟利60元。检察院以容留妇女卖淫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周X判处死刑。

　　上世纪80年代，有4对中年知识分子定期换偶，其中一位服刑人供述:“我心想，这顶多就是不道德，还不至于蹲监狱。终于……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的八个中年男女都犯了不可饶恕的流氓罪，有五个人被判了刑，那个助理工程师被枪毙了，他的老婆被判了死缓，我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两个社会在性观念上的差异让李银河大为震动，而专业研究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距。 “比如在国外同性恋专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能占几个书架，但当时在中国几乎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

　　她同时观察到，“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方面，历史上中国反而比西方更开明。同性恋在古代欧洲是受到宗教压迫的，甚至会被判死刑，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事情。这一点也是我在出国后有了比较才逐步认识到的。”

　　由于兴趣和国内的研究空白，李银河在读书期间就逐渐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婚姻、家庭、性。1988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她的毕业论文题目即是:《当代中国城市的婚姻与家庭》。

　　“对我而言，出国最主要的是给了我干这一行的许可证，就像是拿到了门票一样。”李银河这样说。

　　很多同性恋者就是因为看了李银河的书，才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他们私下里把李银河称作“妈妈”

　　1988年，李银河站在选择的关口，回国还是留在国外?她再三掂量，选择了前者。

　　“我是要做社会学研究的，而我对美国社会不感兴趣。”

　　那一年恰好费孝通要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设立博士后站，于是李银河做了费孝通的弟子，成为全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的第一位博士后。

　　此时的她已经36岁。她憋足劲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两年内全部完成——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

　　“这些论文都是基本情况描述。比如在青春期恋爱调查里，究竟有这种情况的是成绩好的学生多还是差的学生多，都是什么阶层的人，大家对这个现象是什么看法。”李银河介绍道，“我记得那时初中生承认恋爱的比高中生多，这让我有点惊讶。”

　　“当时承认有婚外恋情形的有6.4%，有婚前性行为的有15%。”李银河说，这是1989年的数据。在近20年的时间内，这十个方面几乎都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前几年有强制婚前检查时广州计生系统做的调查显示，广州婚前性行为达86%。当然这主要是年轻人，如果把中老年人也放入调查样本，大概会有30%—40%。”

　　此后，李银河与王小波用同样的方法开始做男同性恋的研究。当时同性恋者很少有愿意浮出水面的，所以他们只找到很小的样本，做一些感情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基本描述。当时北京出版社已向他们预约书稿，看到实际稿件后却告知他们“太敏感，没法出”，最后这本书在1991年于香港出版，题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出版之后我们就不断接到电话和来信，有的求助，有的痛斥。”李银河说，那时也因此找到了更多同性恋者，将研究的样本增加到120人。1998年此书再版，内容增加近一倍。

　　1998年，李银河又出版学术专著:性学三部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很多同性恋者就是因为看了李银河的书，才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他们私下里把李银河称作“妈妈”，说她是给这个黑暗王国打开天窗的人。

　　(责任编辑：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