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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昆明市第一中学推出一项“特立独行”的教育活动——让高一年级6个班学生模拟写遗书。希望以此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此举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多方讨论,“死亡教育”的话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央视网站更是以“死亡教育是否应该进行”为题,进行了话题征集。征集结果不出所料——赞成62.69%、反对28.77%、说不清8.55%。
为什么说“不出所料”呢?因为在我国,科学系统地推广“死亡教育”的观点,早已在教育界达成共识。昆明一中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十五六岁的高中生也不是“死亡教育”对象年龄最小的。2004年,西安26中就给初二年级的学生留了《给自己写墓志铭》的作文。2005年,海口景山学校的老师也把中学班会开到了海口市殡仪馆,让学生在模拟演示中了解尸体的火化过程。2007年,上海更是在31所试点幼儿园推行了幼儿情绪课程,首次把“生死”这种人生大命题引入到幼儿园课堂,老师甚至把五六岁的孩子带到一座墓前解释什么是死亡……
当然,“晦气的作业”“变态的班会”“残忍的课程”之类反对的声音,始终如影随形。因为不难理解,中国人讳言死亡已延续了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论述也多为闪烁其词的回避。面对民众对死亡的恐惧,文人骚客们更是绞尽脑汁编造出“轮回、投胎、化蝶、涅槃、升仙”之类美好的传说来粉饰死亡。不怕死的人有,但少之又少。真正做到能潇洒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只有屈指可数的英雄。
但同时,一些正规的调查结果却告诉我们——“死亡教育”完全有必要!近期的一个调查显示,49.8%的初中生、61.4%的高中生相信“人能够死而复生”的说法,但只有4.9%的小学低年级和7.0%的五年级小学生相信此说。还有一个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15岁至34岁人群中,死亡的首要原因就是自杀,青少年自杀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很显然,我们既低估了孩子们对死亡的承受力,也高估了孩子们对死亡的理解力。因为不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并不代表他们不了解。孩子们通过不正当、不合理的渠道和途径在潜意识里形成的“死亡教育”,注定是不全面、偏激和畸形的。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似乎已无所不能,但唯有死亡无法逾越。于是,作为一个专业学科,“死亡学”于上世纪应运而生,大量的学者投身到各种和死亡或濒死有关的问题研究中。相应的,“死亡教育”也在上世纪中叶,正规、系统、专业地在欧美国家推广起来。专家和学者也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儿童对死亡问题应该有观察、发问、表达、记忆及感受的机会。“死亡教育”的主要目的有4个——使人们获得死亡的知识;使人们对死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提高人们为濒死病人提供帮助的能力;减少青少年的意外死亡。
当然,“死亡教育”的方式是应该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不能简单地“拿来主义”。“留遗书”“写墓志铭”“参观火葬场”等方式,的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我们可以从东西方“死亡教育”的模式中找到一种共性的东西。比如遍布欧洲和北美的“犹太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和我国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我国在北川县城原址拟建的“国家地震博物馆”“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等,无疑都是很好的“死亡教育”基地。在这些地方祭奠和缅怀逝者,唤起孩子们对生命的思索,用客观态度看待死亡、珍惜人生,从而理解生与死,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这样的做法显然更恰当,更易被普遍接受。
“死亡教育”在进行过程中,注定要遇到各样的压力和阻力。但我们应该勇于抛开世俗的桎梏,尽快建成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便于孩子成长的“死亡教育”。(郁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