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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改委和财政部已出台《紧急落实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工作方案》,严禁将中央投资用于高污染和高能耗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项目,严禁用于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
这些项目能不能提高GDP?能!但是终究只是“标”,不是“本”,而且“副作用”极大。“本”是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一个人一旦钱多了,就要想办法让它“生仔”。但这里边就有一个规范问题。金融资本是一种新型的、万能的资本,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的“发电机”和“蓄水池”,这里边有重大的信托责任问题。世界上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许多都经历了一个信托责任由不规范、不完善到规范、完善的过程。这其间,要靠严刑峻法。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从字面上讲,既是“危险”,也有“机遇”,所谓机遇者,正是指的可以用这个时机完善制度、规范责任。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练内功”的好时机。研究一下发达国家的“发达史”,会发现每次危机都是其“内功”长进的时候。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实行的“新政”。
可以说,“新政”的结果,就是让普通的美国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而不是将钱集中于少数寡头手中。我们现在说,美国的生活方式是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人们习惯于寅吃卯粮。但这种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其实占据美国主流地位的消费文化,是主张节俭的。应该说,这种习惯是只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是自罗斯福以来刺激消费政策的产物。
中国人的习惯和美国人正好相反,人们普遍爱存钱,所以就有很高的储蓄率,消费水平总是上不去。现今,中央为保经济增长,推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有媒体报道说发改委正在起草一整套刺激消费的计划,内容包括大范围提高工资、提高参保居民医药费报销比例、动态调整住房补贴等。虽然还没有最终形成事实,但对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共识还是有的,那就是:一定要让老百姓有钱消费,一定要减轻甚至消除消费的后顾之忧。
多年来人们有一种看法,就是觉得之所以消费上不去,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福利保障不到位,必须存钱以备将来看病、上学、养老这三条。还有一条,就是存钱买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买房子置地的传统,这实际上是几千年农耕文化的遗留物。这样,人们自然在平时就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尤其重要的,是舍不得在文化方面消费,比如很少有人舍得花钱去买正版的影碟和唱片,多数人还以蹭票看白戏为荣。当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占GDP的百分比已经是两位数的时候,我们还在一两个百分点上奋斗。
因此,要想真正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必须做到“藏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少数人。在实现老百姓“有钱可花、有钱敢花”的目标上,我们的近邻日本有过很成功的经验。1960年,日本政府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这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计划实施的成果是,1967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从日本的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实现国民财富积累和消费增长的要害,在于构建财政、企业、居民三者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把“藏富于民”作为长期经济发展的指导战略,有效扭转居民财富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问题。
藏富于民,财富跑不了,还可以更好地保值、增值,尤其是把它消费在国内,就能让国家的财富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韩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