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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有媒体报道,北京大学继在奥运期间实行“限客令”之后再行“验证放行”,对所有入校人员实行审核,引发极大争议。报道称,北大保卫部门正酝酿推出“刷卡”入校制,同时对外来访客实行预约制度。
反对者说,此举违背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使仰慕北大之人望而却步,割裂这一人文标志与民众的联系;支持者说,这样能保证学校的正常秩序。有意思的是,持反对意见的多是北大之外的人,而据新闻报道,“‘闭关锁校’的做法,已经获得了86%的校内师生赞成”。
争议实际上反映出了北大校方的两难境地。近年来,大学校园与社会之间的往来产生了许多矛盾,比如“外来户”到学校食堂“蹭饭”、“蹭自习室”,在宿舍留宿,驾驶汽车入校等等,造成学生学习、生活的不便,甚至引发安全问题。何况以北大之地位,来访者更是络绎不绝,管理负担之重可想而知。校方若仍沿用完全开放的方式,将留下诸多隐患,一着不慎,或会导致校内、校外人员的对立情绪。
然而北大素以崇尚自由、包容为傲,管制性的举措无疑与之相悖。四年前,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曾说,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八大优势,“北京大学是无数年轻的优秀学子最为向往的地方”是其中之一。以其在国民心目中的影响力,不宜以“闭关”方式断绝其人文精神在民众中的延续。
这种矛盾的实质,是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区分不明。北大既是其师生的,也是整个国民的,这种特质使其兼具“私人”与“公共”两种性质。它的校舍、饮食、课程以及风景陈设等硬件,属于“私人”资源范畴,而它的理念、精神甚至校内景观带来的感受等“软件”,属于公共资源范畴。校外人员的到访致使师生学习、生活不便,是公众对私人权益的侵犯,校方用管制手段影响到访人员,是借私人名义影响公众利益,两者均不可取。比如说,一个外人当然有到北大旁听、游览的资格,但若因此使本该听课的在校生没了座位,干扰了正常秩序,即是对后者利益的侵害。北大当然也有闭门谢客的自由,但若由此使其精神传播受损,也是对民众利益的伤害。
国人现在惯于谈权利,却常忽视了责任与义务。北大此举之所以争议不断,本质在于公众、学校双方均只看到了各自的权利,而忘却自己该付出和遵循些什么。因而,对北大而言,亟待解决的当是厘清两种资源之间的界限,明晰校方与他者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其实,仔细看看新闻就能发现,民众对北大的不满,主要不在于“查证”等方式,而在于由此造成的不便。北大当采取若干明智措施,为来访者尽量提供便捷的服务,使之能享受到北大校园的物质感观与精神内涵,同时严格保护自己的私人资源,对可能影响正常教学生活的行为绝不通融,就像公共交通一样,既让道路四通八达,也要设置红绿灯、禁行区等等,行人车辆各行其道,交通才不会堵塞。以北大之人才济济,必能有更好的方法解此困局。(张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