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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地震让世人看到一个坚韧不屈的中国,北京奥运会让世人看到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金融危机还让世人看到一个负责任的中国
王逸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力量不仅坚韧强大,而且以“和”为核。中国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强调和平发展。2008年的岁末,似乎是探讨中国力量定义的合适时机。
凯利·布朗(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巨大成功。许多国家从未像今天这样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最近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有力措施,将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
让—克里斯托弗·德弗雷涅(比利时鲁汶大学欧洲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欧洲有一种观点将中国视为经济威胁。这一观点很可能会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而被夸大。
马小宁(本报驻美国记者):2008年美国人从许多“点”感受到了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这一“面”。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依然是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国家,总的来说,今年美国人的中国观趋向积极。美国两大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久前联合发表报告称,中国注定将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全球大国,中国在全球体系中日益上升的作用不代表破坏性,美国应避免夸大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
斯瓦兰·辛格(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问题专家):面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印度心态非常复杂,很难用一两个词加以形容。印度把中国看做是自己的伙伴、挑战者、邻居和竞争者,这几种身份同时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某种身份有所强化或者弱化。
点评: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和平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中国同世界的相互认知在加深,互动力度在加大,这一进程复杂多变,机遇和挑战长期并存。
金融危机 政经格局有调整世界范围内的“应对危机总动员”正在上演:亚欧首脑会议、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每一个多边平台上,金融关切成为第一议题
宿景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全球金融危机势必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重大议题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世界政经格局将完成一次重大调整。
蒂莫西·辛克莱尔(英国华威大学教授):虽然可能会出现保护主义情绪增长,但我们依然看到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这种集体反应带来积极的信号,即促生更加多边和有效的国际秩序,以避免地缘冲突。这场危机将使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褪去光泽。所有国家都有责任防止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引发的冲突再度上演。
武藤敏郎(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理事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将成为今后世界经济的推动力。此次金融危机将成为世界经济和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丁刚(本报编辑):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元的主导地位也没有改变。虽然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还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代替美国,也没有一个国家做好了这样的准备。至于将来能否通过一种新的制度设计,分担因美国实力相对衰弱而不得不减掉的那些公共责任,还要看各方力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和摸索。
点评: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金融风暴,世界经济蒙上浓重的阴影,这或许是2008年最大的一个意外。抓住变革机遇,这既是各国人民的期盼,更是当代政治家的责任。
大国关系 多极化趋势加强俄罗斯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暂时遏制了北约东扩进程,美俄关系变数增加,欧洲继续搭架“缓和桥梁”,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王逸舟: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之间的摩擦,与一般的大国矛盾有所不同,它在全球安全和战略领域引发的后果是全局性的,很可能是“9·11”事件之后又一重大国际安全事态。
李学江(本报驻美国记者):格鲁吉亚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对俄政策,美国国务卿赖斯也一再重申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强调两国“不会重启冷战”,但美国在行动上依然继续坚持部署反导系统和北约东进的既定方针。
亚历山大·卢金(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西方的军事扩张举动已触及俄国家安全的底线。俄罗斯被迫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反制措施理所应当。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由于俄罗斯领导人都是坚定的“欧洲派”,如果处理得当,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的转机仍可预期。
迈克尔·埃默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新的外交政策与欧洲的目标越来越接近,如关于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欧美都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更能合作的伙伴。
吴白乙(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研究员):欧盟是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其双边与多边复合的对外关系结构,欧与俄美等大国之间存在利益和行为的不对称性,从而造成双方政策目标变动频繁,合作与摩擦两面性突出,调整空间广阔但时效影响有限。
点评:2008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剧烈的一年,俄格冲突牵动大国关系演变,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和安全因素凸显。不过,大国博弈中仍有加强合作的意愿。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对话沟通值得关注。
多边框架 逐步迈向机制化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金融安全,作为2008年的全球“热点”公共问题,影响着国际政治的走向。遗憾的是,多哈回合仍然没有如期“起死回生”。今年多边国际会议接二连三,公共问题的合力解决可谓大势所趋
陆燕(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全球金融危机给多边贸易谈判带来新的挑战,虽然各国政府承诺尽快完成多哈回合,但目前各方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尽可能避免深度和持久的经济衰退上,这使得谈判取得突破的前景更加暗淡。
丁刚:有学者担心,世界从单极向多极的过渡会导致无极的混乱状态。其实,这种看似无极的状态,实则是有极的,这个“极”指的不再是某个国家,而是一种机制。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地意识到,增长和繁荣需要相互合作,而这种合作势必推动机制化。
余万里(中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地球村”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各个国家从各自的比较优势出发争夺新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从G8到G20,世界事务主导权不再是少数富国俱乐部成员的特权。
陈迎(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联手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难题,将是2009年面临的最大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呼吁,解决金融危机需要庞大的开支来刺激经济,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应该投资于绿色的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创造绿色就业和绿色经济增长,无论对环境还是对经济,都是正确的选择。
点评:相对于通力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成果,2008年多边框架意识的增强表现得更为明显。国家利益最大化仍是各国决策的首要关注,但没有必要的让度就无从谈及多边框架的现实效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多边框架机制化的趋势将得到加强。
西方“左转” 步入政治新周期从里根到布什所推行的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自由市场”理论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已被当前的金融危机所击破
黄晴(本报编辑):所谓“全球向左转”的说法,从实质上讲,恐怕是对以前位居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逆动。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发生一种普遍性的“左转”现象,其特点是:政府功能强化,“计划”色彩更多,社会公平和民生的诉求更为强烈。在欧洲,出现了“回看马克思”的文化现象。在美国,则有“回到罗斯福”的说法。
从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起,世界商品经济就出现了这类“钟摆”现象:市场“失灵”了,政府就要出头多干点事。政府搞久了也会“失灵”,于是又诉诸市场机制。这又应了邓小平的话,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谓“政治”,就是实施的艺术,各种手段要应时而用。
马里奥·特罗(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奥巴马在美国大选中胜出,可能宣告西方进入了新一轮政治周期。理由是:政治上,新保守主义在伊拉克失败;经济上,新自由主义使国际经济陷入危机。
世界的这种不确定使人们担惊受怕,于是寻求一种集体保护。结果可能是:一、以改革者面目出现的左派借机上台;二、自由主义右派削弱的同时,壮大民粹主义右派;极左势力扶摇直上,完全而简单地拒绝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必须终止经济的野蛮增长,重视高质量增长,以危机为契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社会福利与环境保护。
点评:西方“左转”是其政治周期的交替。金融危机给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敲响了警钟。市场经济没有绝对的自由,强调更多“绿色”和社会公正的生态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或许将成为西方经济发展思潮的主流。
非洲发展 由边缘走向中心2008年,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保持不错的势头,非洲在国际舞台上逐步由边缘走向中心
哈桑·纳菲阿(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系教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非洲的经济发展依旧保持了平稳的势头。索马里海盗的猖獗行动,本身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是它产生和发展的脉络折射出索马里乃至非洲大陆其他一些地区面对的普遍课题,即稳定的政局和健全的法制对于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不可或缺。
舒运国(中国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的非洲,政治上表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经济上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非洲大陆联合步伐加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非盟确定了建立非洲联盟政府的终极目标。
丁刚:以往人们更多的是从战略资源的角度来看非洲。近年来,这种情况开始发生转变。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非洲的发展做出了努力,中国的发展经验对非洲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西方国家看到了这个变化,也开始调整自己的非洲政策,并试图同中国在非洲问题上加强磋商与协调。
点评:2008年,非洲呈现原有热点问题降温、多数国家政局较前稳定、国家间联合自强势头明显以及经济相对快速增长等特点。非洲不再是西方传统观念中的落后大陆,正成长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力量。
科技创新 为复苏开辟道路应对全球能源短缺,化解金融危机,不少国家将目光投向了生物、纳米、环保和太空技术
管克江(本报驻美国记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今后10多年的科技发展趋势仍然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融合。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出,未来10年将使联邦基础研究投入翻一番,重点加大对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资助。
于青(本报驻日本记者):为保持在万能细胞领域的领先地位和率先实现临床应用,日本政府、学界和企业今后数年内对万能细胞研发都将大幅度增加财力和人力的投入。
刘华新(本报驻德国记者):德国将环保技术作为拉动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国策,凭借在环保技术领域拥有的强大核心竞争力,喊出了争当“世界环保冠军”的口号。德国坚持走实体经济发展道路,利用自身在环保技术上的强大优势,为经济复苏开辟道路。
克劳斯·托普费尔(德国可再生能源研究所名誉主席、联邦前环境部长):可再生能源能够满足未来世界对能源的需求。在非洲,只有10%的人有条件使用现代能源。对于这些国家,可再生能源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张旭(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中心主任):纳米、环保(可再生能源)、生物和太空等技术都是中国关注的重点,这些技术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点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与应用是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技术支撑。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催生出新的产业,不仅推动着经济车轮滚滚向前,而且对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本报记者王如君、李永群、任彦、于宏建、李潇、丁大伟参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