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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工委功不可没
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陷入崩溃状态。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在进行淮海战役的同时,在华北发起平津战役。为此,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将平津两地各自独立开展工作的“南系”和“北系”合并,统归华北局城工部领导,以配合人民解放军夺取北平和天津。
从天津科委领导岗位离休的沙小泉,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48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通知“南系”平津学委书记黎智,立即从天津赶往河北泊镇华北局城工部。刘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北学运归华北局领导给上海局的指示》精神,向黎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平津的方针,宣布了华北局的决定,即对“南系”、“北系”党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分别成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北平工作委员会以“北系”为主,“南系”的王汉斌参加;天津工作委员会以“南系”为主,由黎智任书记,委员有李之楠、王文化、魏克、沈尔琳。为了适应动员群众的需要,天津工委对外称“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基础设施。为了便于联系,并及时把地下党掌握的敌情传递出来,刘仁还要求黎智尽快建立一个电台,并抽调正在泊镇学习的北大西语系毕业的周青(原名李秀菁)为译电员。
11月26日,黎智肩负着迎接天津解放的重任顺利返回津门,约见了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天津职业委员会书记王文化,传达了刘仁部长的指示,具体研究了“南系”、“北系”的合并及工作安排。11月28日,新组建的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在泰安道开滦大楼旁的泰安大厦内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工委下设学校、企业、市政银行三个党委,领导着全市230多名党员和近400多名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学校党委由魏克兼书记,沙小泉是三名委员之一。企业党委由王文化兼书记,市政银行由李之楠兼书记。天津地下工委领导市内进步力量和广大民众,形成强有力的第二条战线,直接配合解放军攻城,接管城市。
天津地下党将傅作义之女傅冬菊派回北平,应该是中共情报史上大手笔。1946年夏天,傅冬菊从西南联大毕业,来到天津《大公报》担任副刊编辑。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加入中国共产党。争取平、津和平解放,首先必须做好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工作。天津工委书记黎智与王汉斌商量后,决定派傅冬菊回到傅作义身边,掌握情况,及时向党组织和中央报告。
傅作义任何言行举动,延安都了如指掌。傅作义问女儿:“你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傅冬菊说:“共产党。”“是毛泽东派你来的?还是聂荣臻派你来的?”“毛泽东。”在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始终工作在傅作义身边,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过傅冬菊的作用。
提供军事情报确定攻城方案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侵华日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利用天津河道众多的地理特点,花巨资在市郊修筑了防御工事。1948年6月,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又在城西和西北构筑数十个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群。还环绕天津挖了一道宽10米、深5米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河水,在河的内侧筑一道土墙,装上电网,每隔三四十米修筑一座碉堡……陈长捷自诩防御工事“给天津穿上盔甲”,固若金汤。
战役爆发前,天津地下党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向城工部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包括天津城防图。多年研究天津党史的离休干部陈德仁(已去世),曾经向记者介绍说,天津地下党解放前曾经为华北局城工部提供了8份城防图,这些图涉及许多系统众多方面。为了这些图的获取、复制和转送,天津地下党很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费尽了周折。但是由于当时工作是单线联系、时间久远、有些当事人去向不明,要想搞清楚一个个细节非常困难。陈德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发现当年为华北局城工部提供的一份城防图,5位当事人都在本市。解放后他们各自都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却彼此并不认识。时隔40多年,经陈德仁的串联,王文源、麦璇琨、刘铁淳、康俊山、赵岩五位老人欢聚一堂,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他们追忆了当年许多地下战线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核对了他们共同完成这份城防图的许多具体的情节。
1948年9月,陈长捷再次修筑城防工事时,黎智和工委委员王文化,把了解城防工事的任务交给了在天津工务局建筑科工作的张克诚。张克诚趁机将城防工事布置图带回家,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工作,将图纸手工复制。这张临摹的《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总图》,不仅标出了城防碉堡的位置,而且还有碉堡的形状、尺寸规格、高度、单双层次、明暗之别、射孔位置等。这张城防工事布置总图经黎智派人送往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地下党员曾常宁在父亲曾延毅的帮助下,获取了《塘沽城防图》和《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地下党员张治以卖油炸鱼虾小贩的身份,到国民党军的驻地侦察,绘制出天津市内外围地区包括从北站到宜兴埠、民权门、赤土直到东局子飞机场一带的地形、道路、碉堡、火力配备等情况的详图。冀东天津工委绘制了《塘大地区守军碉堡、布雷方位图》、《天津市区形势图》、《塘沽北部地带图》,图中注明了重要的工厂、仓库、学校、医院、电厂的位置,对国民党市政府、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的位置作了特殊标记,对北站、老龙头火车站附近的道路、建筑、防御工事作了详细的说明。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警卫连长、地下党员王亚川提供了天津警备旅的布防、天津守备及动力配备情况、防区范围和重要人员名单。这些资料全部送到前线指挥部,对攻城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初,为了对付解放军的攻势,陈长捷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刘仁急电黎智,要求尽快弄清此次守军兵力换防的详情。《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李光诒,利用在国民党华北联勤总部第十二兵站少校秘书李贻亮的亲戚关系,在发军饷时弄到了有部队番号、驻地、人员和枪支的花名册。这些情报通过地下电台报给前线指挥部。地下党掌握的情报判断敌军主力在北边,这与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侦察的情报是一致的。刘亚楼综合各方面的情报,作出了“避实就虚、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然后分别向南北推进,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策略,保证了天津战役的顺利进行。
由于天津工委提供了大量翔实的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军的攻击炮火准确无误。天津老百姓纷纷传说:“解放军炮弹有眼睛,只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陈长捷也不得不承认:“解放军虽是长途骤临,却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攻要害,一举打碎防阵的体系以至不可收拾。这等情报的提供,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与细致到神化莫测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