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本来没钱花的人有了消费券，有的花了，所以消费了，刺激了消费了，毛教授？

　　毛寿龙：这个我觉得不是为了刺激消费，主要是为了一种慈善行为。尤其是对于一些贫困人口，给予针对性的发放一些货币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像比较偏远的农村。我记得过去我去贵州的时候，发现他们有一个官员，他当地没钱，他私铸钱币，但是他制定了假铜钱以后，还繁荣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呢？后来皇上知道这个事了，把他叫到北京要杀他的头，后来他一说，皇上觉得对，他做得对，所以就赦免了他。这一点实际上对贫困地区是个非货币化的经济提供一些货币，我觉得这是货币能力。尤其对我们下层人员，低收入者来讲，你会看到，比如说我花五毛钱，一块钱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花？但是我们小时候，父母给我5分钱我都知道怎么花？所以对于这样的，非正规的经济加点货币我觉得是有利的，当然对于实在是消费能力有限，工作能力有限的，我们哪怕是发放给工作券可能都有好处。

　　刘尚希：你这里混淆了一个概念，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实际上你讲的那个贫困山区是缺少流通的手段，这个缺少收入是两个东西。这个交换的手段，流通手段缺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毫无疑问把货币加进去，但是现在他是缺收入了，当然在货币这一块表示的流通手段，同时它是表示收入。

　　李小萌：好，我找一个例子来推进一下我们的话题，但这个例子貌似是支持了毛教授的观点，是这样说的，在1999年可能你们都了解，像日本碰到了泡沫经济之后，发放了地域债信券，发放了大概价值170亿美元这样的债信券，结果造成是32%刺激了消费，68%转换成了储蓄，当年刺激GDP增长只是0.1%。

　　刘尚希：这个我觉得首先不要讲这个作用大小的问题，有一句俗话，物以涨价而不为，我觉得物以消费作用的大价而去判断，能有作用我们就可以采取这种措施。只要它有助于扩大消费，有助于刺激消费，我们就可以采取。我们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找到一个措施、灵丹妙药，把所有问题解决了。我们从方方面面来采取这些措施，小步的再来改进。

　　李小萌：那毛教授同不同意至少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甭管起多少？

　　毛寿龙：起作用肯定会起。

　　刘尚希：那是，有作用就行。

　　毛寿龙：如果有钱，肯定会做，但是这个做我觉得还要算一下成本。比如说像这个例子表明了，它并不能起到真正地拉动消费的作用，或者说很小。另外一点，实际上成本比较高。现在现在一万两千块钱给他发三千块钱，发完了以后他就等着老指着发三千块钱，不想去挣一万块钱，还有一个短期里面所刺激的消费，使得消费量一下子一个大浪上来了，这个大浪上来，我们说比较小型的生产者就不想生产这个东西，但是不想生产的人，一比，我生产多了，你看生产少了，马上竞争就占优势，但是这个消费刺激起来的短期的消费一回潮，就把你落到海滩上，就搁在那儿了。

　　刘尚希：你讲的这个问题不会存在。说形成了大浪，根本形不成大浪。

　　毛寿龙：假定有作用。

　　刘尚希：没有。

　　王志安：有作用，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体消费退潮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各种消费，各类的消费现在都在急剧地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刺激手段去刺激它，实际上你只能说稍有回收，但是你要想恢复到一年前，或者是两年前那个水平上，恐怕都是不太现实的。

　　刘尚希：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减慢它下滑的速度。

　　王志安：对，没错，而且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说对这样一个公共措施的评价，它不一定非得从刺激就业，刺激需求的角度去评判。我们政府在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困难局面，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来补贴低收入者，我觉得可也体现了社会正义。

　　毛寿龙：这个我肯定是赞同的。

　　王志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实际上一年收入有六万亿的财政收入，这个跟我们整个GDP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我觉得其实现在有很多专家学者呼吁我们政府要减税，其中补贴行为从某种角度来讲也等同于减税，减给谁？可能是应该减给低收入者，低收入者在这样的政策中受惠了，他不仅仅在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作用了，我觉得对整个维持社会稳定、重塑中国的信心都是有帮助的。

　　李小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如果是处于还富于民的角度做这个事，我们都觉得是个该做的事在当下。能不能真正刺激到消费？有一点算一点，比没有强。我们都同意这样的做法，具体怎么做？怎么发放什么样的人群？我们也统计了一下，现在现有的一些产生的发放消费券的一些地方，他们怎么做的？咱们来看一下。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这是2008年以来，像日本，不设人群，不设期限的是发放12000日元到38000日元的购物券。香港是6000元港币，是月薪不足万元的低收入者。澳门5000到3000澳门元，永久居民，非永久居民，也就是说都包括了吧。台湾是3600元台币，设收入限制。成都发放消费券100元，对于低收入人群，而且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到2009年1月底，马上就要到齐了。东莞是发1000元的现金，低保、五保户等八类人群。等于我们看到有发钱的，有发券的，有限制人群，有不限制人群，有限制时间、有不限制时间的，这样具体做法哪一些你们觉得最可取的？

　　毛寿龙：我觉得真要发，发现金是最好的。如果发现金我觉得只对于没有劳动力的人来讲，如果有劳动力的人，哪怕只是组织一些公益事业让他们去干点活，给社会有点回报，都比那个相当于以公带政，那个是最好了。如果发券，我觉得一个实际上比如说你给我100块钱的券，或者是给1000块钱和500块钱的券，然后跑到家乐福去买东西，我本来还到别的地买，家乐福离我们家挺远的，我还得支出其它的时间成本。还有一个，如果说不指定，券的行政管理成本会很高。

　　李小萌：券跟钱之间你赞同发钱，要不要限定人群？

　　毛寿龙：人群就从行政管理成本来讲，我们说不限定人群是最好发的，而且也很公平，大家都拿到了。对于富人来讲，拿到钱没什么意义，对穷人来讲，拿到钱意义会大一点。这个但可以节省行政管理，为什么？你要去识别人是很难的。但如果是针对人群，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些低保，或者是有一些信息识别机制，相对来讲，新的行政成本成本比较低，发一点针对性的限制人群也是可以的。

　　刘尚希：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发券和发现金是不矛盾的。

　　李小萌：同时发。

　　刘尚希：可以同时发，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刚才的这个情况恰恰表明一点，各个地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你去探索，去创新。比如说我们是家电下乡，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创作。我觉得只要有效的东西都可以做。

　　李小萌：你看什么样的地方适合发钱？什么样适合发券呢？

　　刘尚希：各个地方自己去探索，中国这么大13亿人口，一个大国，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地区那是没法比的。

　　李小萌：总有一个大致的特点。

　　刘尚希：整体来讲，我觉得在中国来讲，是低收入人群给他发放。

　　李小萌：发什么？

　　刘尚希：发券，发现金都可以。这是在不同的地方根据你这个地方的情况，你采取你适合于你的方式。

　　李小萌：凡是人都发，还是限定人群，限定低收入人群。

　　刘尚希：限定低收入人群，全面发的话，现在财政上也是无力负担。

　　李小萌：财政支付不了这个。

　　刘尚希：一个是每人发50块钱或者100块钱，没什么问题。

　　李小萌：对，为了刺激消费，谁花钱都是花。

　　刘尚希：要花万个亿来刺激消费，那种方式我觉得不是太可取。

　　李小萌：来，听听志安的想法。

　　王志安：我也是主张其实这个钱应该发给低收入人群，不应该普遍发放。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一块钱在富人的手中和穷人手中，其实使用的币值效益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发放钱，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功能，是希望这个钱发给你之后你能花出去，但是这个钱如果是普遍都发，富人和穷人都发，或许这个钱在富人手中就沉淀下来了，它不会进入到消费市场。但是在穷人，相对来说，在低收入这群人拿到这个钱以后，他消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李小萌：他也有可能把钱存下来。

　　王志安：对，但如果我们要是相比较而言，如果是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相比，如果只发1000块钱，一定是低收入者花这个钱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刘尚希：这要看一定条件下消费的饱和度，越是高收入者的消费的饱和度越高，越是低收入的消费的饱和度越低，所以你消费的饱和度越低的人，你给它消费券，给它现金他可能会花。

　　李小萌：你在发钱还是发消费券的选择上，志安是怎么想的？

　　王志安：我还是更倾向于发现金，因为我认为发消费券确实有很多成本。当然，发消费券不光有刚才毛教授说的那些使用成本。其实消费券本身的印刷、发放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一次性的，你要把消费券印出来，你再发。

　　刘尚希：他现在可以变成卡了。

　　王志安：其实像成都他们搞的都是印的，而且我看那个样子，其实跟货币也有点像，只不过它印刷的精美程度也是比较高的，这个也是要付出成本。

　　李小萌：除了这个成本还有什么问题？

　　王志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多数情况下，我们发消费券都是在潜意识里头认为，消费券实际上是可以在限定时期内，让你完成消费，否则跟现金就没有区别了。但实际上其实经过研究表明，消费券的替代消费也是比较强的，也就是你给他发了1000块钱，他会不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头，把这个消费券消费掉了。但是他会把原先准备花的一部分钱存下来，所以说你们要认为你发的消费券，这1000块钱消费券就一定会受到1000块钱的增量消费，这一点其实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