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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天天面对的不是活体复杂繁琐的损伤,就是一具具冰冷的尸体;这也是一份艰苦的职业,不但需要24小时待命,随时都要立即奔赴现场,同时还要时刻面对严冬、酷暑、血腥的场面、腐败恶臭的考验。
这个职业就是刑事法医,也是王印冬所深深热爱的职业。
1994年7月,参加完高考后,既想当医生,又想从事更“男人”的职业,他以最高分考入山西医科大学法医系。
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掌握了满肚子专业知识的他成了公安大港分局的法医。
9年验尸800多具
“法医的鉴定结果往往决定着案件的侦查方向,稍有不慎,就可能延误破案,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为此,王印冬满腔热情而又谨小慎微,努力使自己的检验鉴定有助于案件侦破。
每当面对一具具高度腐败的尸体时,腐败的恶臭往往令人窒息,但是,作为法医,他还是需要从心理上、生理上克服这些感官的刺激,认真细致地检验每一具尸体。王印冬说,这个过程就是自己战胜自己的过程。
2003年初夏,正在非典肆虐时期,大港油田红旗路边的污水坑中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已经死亡一个多月,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当时那种气味简直让人窒息”,王印冬回忆说。
当他穿着隔离服,忍受着暴晒和蚊虫的叮咬,准备打捞尸体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尸体高度腐败分解,一抓头胳膊就有可能断掉。
为了怕腐败的组织掉落到污水沟里,毁灭痕迹,王印冬只能和同事们用手插到尸体身子底下,慢慢平移到岸上,7、8米的距离,他们用了40多分钟。“当时腐败的血水顺着手指缝慢慢流了下来,尸体上腐败的皮肤和肉块,蹭得我们满身都是”,但是为了让尸体沉冤得雪,惩罚罪恶,王印冬和同事克服了恐慌和嫌恶,终于把尸体抬上岸。
那天,他对尸体检验了足足两个小时,由于是高温天气,汗水湿透了隔离服,再加上恶臭与失水,王印冬觉得时间过得十分漫长。“但是作为法医,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查找犯罪的痕迹,让死者死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王印冬说,验尸时要把握好每一个环节,首先是尸表检验,如文身、疤痕等个人特征不能遗漏,如果体表有刀刺伤,死因会比较明确。但是如果是其他一些闭合性损伤,则还需要进一步解剖检验。通过尸检可以确定死因、推断致伤工具和死亡的时间。
在他工作的9年里,共检验各类非正常死亡的尸体800多具,完成伤情鉴定7000多份,没有出现一例差错。
“每一具尸体,都在无声地与你对话,告诉你他遇害的过程,这就是法医这个行业的魅力所在。”常年与尸体打交道,也没有太多影响王印冬的日常生活,尸体在他的眼中变成了一个工作对象,“死者本身就有冤屈,我只知道要替他们申冤,惩罚罪恶。”
一枚唾液斑迹锁定杀人凶手
2006年8月23日上午9时许,有人报案称大港区一毛衫厂职工宿舍内,一名女工怀疑因病死亡。据发现人介绍,这名叫小丽的女工,23岁,是外来务工人员,8月21日晚上九点下班后,转天一天都没有到车间工作。
接报后,王印冬克服右脚韧带拉伤的病痛,来到了现场:宿舍的灯亮着、空调开着、蚊帐也放了下来,小丽身上还半盖着一条单子,俨然是一副准备就寝的样子。
由于尸体俯卧位,尸斑坠积身体前侧,很容易掩盖体表的损伤。加上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尸体高度腐败,勘验条件十分恶劣。
但他没有退缩,通过认真细致的尸体检验,发现死者颈部有皮下出血等外力作用痕迹,后来通过尸体解剖,确定死者系被他人扼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但是,到底是谁杀的呢?经过仔细的勘验,王印冬发现中心现场已经被处理伪装过,并没能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当再一次仔细勘察后,他眼前一亮:在小丽宿舍所对着的厂房屋顶上,有一枚唾液斑迹。经DNA检验排查比对,这枚唾液,是相邻工厂男工白某所留。
通过对白某进行审讯,他对抢劫杀害小丽的事实供认不讳,从而使这起案件得以顺利告破。
米粒大小的血迹破获杀人碎尸案
2008年3月5日,有人报案:家住大港区大苏庄农场的老张失踪了。接报后,王印冬和其他技术人员迅速赶到了现场,经勘查老张家院内有大片血迹,经化验是男性人血。
凭着多年的经验,王印冬初步分析58岁的老张已遇害。但是,通过现场勘查,却没有发现尸体,他分析运走尸体肯定需要工具,于是进一步扩大了勘查范围。
终于,他在老张家的门口发现了两行手推车的车辙印记,于是推测尸体很有可能是被手推车运走,而且死者大量出血,运尸工具上很可能遗留痕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离被害人家不远的赵某家小推车厢壁上,王印冬发现了一滴米粒大小的血迹,于是赶紧提取血迹。在当天夜里,冒着雪从大港区送到了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进行DNA检验,经查,送检的血迹与老张家的血迹一致。
从而,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赵某身上,经过对他突击审讯,赵某交代因平日老张经常瞧不起他,所以怀恨在心,于2008年3月4日夜里杀人抛尸。
在案犯赵某指认下,王印冬和其他技术人员不顾河水的刺骨寒冷,下河将尸块一一打捞上来,经细致的检验复原,确定正是失踪的老张。一起杀人碎尸案成功告破,王印冬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下。
作息极不规律觉得愧对家人
王印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他带着新婚妻子,从大港区回静海县老家看父母,坐车颠簸了四个多小时,刚一进门,就接到队里的电话:有一个命案,必须赶到现场。二话没说,王印冬打了辆出租车,又赶到大港区的案发现场。直到做好了尸检报告,交接完工作,初四才再次赶回老家。直到现在,每当电话一响,6岁的儿子就会说:“肯定又要出现场了。”
“如果说同行把警察当作一种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我把法医工作当作一门艺术,再苦再累,乐在其中。”说完,王印冬腼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