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扩内需”

　　在目前特定背景下，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政策的首要选择。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提出扩大内需，为什么十年来并未有多大突破？迟福林告诉本刊记者，相关方面改革滞后是主要原因。

　　例如：由于资源价格改革滞后，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人为压低资源价格、不计环境代价基础上的；由于农村改革滞后，广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村潜在的消费市场难以启动起来。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扩大内需，需要在调整相关政策的同时，更多地从改革中寻求出路。”迟福林具体分析了在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背景下深化改革将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增长带来的巨大空间。

　　首先，扩大资源环境投资需求与市场化改革。资源环境领域的投资潜力巨大。2007年，我国在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增长4倍多，达108亿美元。如果逐步放开能源价格，使其能够反映供求关系，新能源开发投资需求还会更大。

　　2007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3387.6亿元，仅占GDP的1.36%，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2%左右的水平，也低于俄罗斯2000年1.6%的水平。如果把比重提高到1.8%，以2007年的经济总量水平，当年在环境领域的投资额需要达到近4450亿元。

　　从现实的情况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使之在加大国家投资的同时，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范围。

　　其次，扩大社会投资需求与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新阶段我国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必然会大大提高公共领域投资的比重。有专家估计，最近几年社会成员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每一年的消费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和。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测算，广东省在2020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投入5000亿～8000亿元。

　　“从全国情况看，保守地乘上10倍，12年中需要投入5万亿～8万亿元。”迟福林说，由此看来，我国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需求是巨大的，是十分有潜力的。如果未来5～10年能够在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方面有重要进展，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会逐年明显增大。

　　其三，扩大农村消费需求与农村改革。目前，我国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在0.72，农村为0.85。也就是说，每增加1块钱收入，城市人花掉0.72元，农村人花掉0.85元。考虑到有2/3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的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为此，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以为广大农民创造公平发展和提高收入的机会，成为新阶段改革发展全局的重点所在。

　　“近两年，国家一周的财政收入就相当于1978年全年的总和。应当说，扩大内需的条件比以往要好得多，经济资源并不匮乏。”迟福林认为，关键是如何把扩大内需同改革结合起来，以解决扩大内需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靠改革“调结构”

　　迟福林同样对依靠改革调整结构寄予厚望，“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压力，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点放到‘保增长’上。从中长期来看，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仅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动，更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以使宏观政策调整与重大改革有机结合。”

　　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有一个总量的问题，更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例如，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成为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不能进一步改善，财政货币政策的松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生存发展空间。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多维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国家、企业、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国有垄断行业与竞争性领域之间的不公平收入等，都需要注重宏观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的结合，需要标本兼治的结构性改革。

　　迟福林从四方面简要分析了通过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巨大制度增效。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财政支出政策调整要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主要放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税收减免政策的出台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既着眼于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需要，又考虑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需求，将会为社会和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迟福林提出，坚持“政策救市”与“制度救市”兼顾，在稳定资本市场方面有所突破。货币政策的松动还要与银行改革相结合，使增量资金能够流入到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农村、落后地区，由此可以极大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

　　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增长的同时，应当着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

　　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顺序安排，以适应改革发展环境的变化。从短期看，抓住国际资源价格下调、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减轻的时机，着力推进资源要素、粮食价格改革，并使其与国际基本接轨，这对扩大资源环境和农业投资有重大作用。与资源价格改革同步，需要推进铁路、石油等垄断行业改革，这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这些领域的投资效率。

　　从中期看，需要在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以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从长期看，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以明显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回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曾经历过几次大的经济起伏，但每一次最终都成为中国经济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重大机遇。因此，即使如今面对危机，决策层也始终没有放弃关于中国处于“发展机遇期”的战略判断。

　　“只要坚持改革，政策对头，中国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迟福林最后告诉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