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召开，一些雷人议案、提案总要弄出诸多引人眼球的新闻事件。近日网上热炒的诸如“暂停带薪休假”、“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取消简化字”、“看病不难也不贵”、“四天半工作制”、“设立中华母亲节”、“封杀山寨”……引起读者热评。

　　其实，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中国百姓关注的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3月2日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中国新闻网3月2日)

　　毫无疑问，医药卫生界的政协委员都是医药专家，在公众的感受和专家的专业论证发生冲突时，如果一定要较真，恐怕败下阵来的还是“感觉至上”的公众。而专家反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理由，恰恰是要人们给出一个定义和衡量标准，以确定看病有多难、有多贵。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细化的时代，细化和量化是对事物进行准确定性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进行这样的“精细化衡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无视基础条件，仅靠细化和量化标准，会让精准的定义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在我看来，认为看病不难也不贵的政协委员，恰恰犯了这样的逻辑错误。

　　按照这些政协委员的观点，公众所说的看病难是去大医院、好医院看大病难，而看病贵是公众过度追求最好的医生及最好的疗效所致。如果公众去小医院、一般的医院，或者不找最好的医生、不追求最好的疗效，看病就会不难也不贵。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为什么公众，甚至那些最穷困的群体，也一定要不量入为出地追求最好的疗效？因为我们现行的医疗制度，没有让他们对基础医疗产生起码的信任。

　　不信任就会带来恐慌。公众之所以如政协委员所说，不去家门口或者小地方的医院，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医院没有好医生好设备。看病不同于买东西，东西质量的高低，至多关系到生活的品质，但医疗水平的差别，带给个体的可能是终身的幸福或痛苦，兹事体大，不可不重视，所以就会出现“全国人民上协和(医院)”的现象。

　　虽然在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环境中，只要有医疗竞争，就会有医疗资源的优劣之别，对优质医疗资源的追求和占有就会没有穷期，但对于一个致力于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国家，国家的医疗卫生投入，是要逐步缩小而不是拉大这种差距。但我们的国情恰恰相反，医疗资源分配领域的“马太效应”非常明显，以至于差距越来越大，导致现在公众对于看病不难也不贵的医院失去最起码的信任，哪怕是并不重的疾病也是如此。

　　制度性不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不信任，即便我们制定再完备的信任标准，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看病难看病贵也是同理。可是，在作为政协委员的医药界专家看来，这种制度性不理性也要靠理性的标准来解决，这岂不是南辕北辙？我愿意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中国式偏见”，即一些精英总喜欢用理论来裁剪现实，而不是考虑如何让理论服务于现实。当你把理论和现实对立起来时，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倒不如说是在理论上偷换了概念，实质是一种“鸵鸟政策”。(志灵)

　　中国青年报：两会议案 不怕雷人 欢迎拍砖

　　媒体正在两会的新闻富矿石里“挖金子”。“抢话筒”、“炮轰”、“雷人”这些词被屡屡揪住，连同其背后的代表委员、提案议案、发言论争一起，呈现于公众眼前。近3000名代表、2000多名委员，别说选民认不全，就连跑会的记者，也得拿着名册“对号入座”。能给舆论留下鲜明印象，除了原先的知名人士(名人、明星、政府要员)，就是那些“语出惊人”者，他们让会议变得生动，让新闻有了看点。

　　一次全国最高规格最重要的政治会议，出不了“名人”，记不住“语录”，留不下“建言”，仅仅是聆听报告、传达精神，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不管是选民还是媒体，都期待会议有新风，有亮点，有创建。毕竟，这样给政府“打分”、面对面监督质询政府工作、为民请命表达诉求的机会并不多。而每一个声音，每一种表达，也都会在两会这个特殊时刻被放大，进而起到推动进步影响变革的作用。

　　两会上，代表委员以法定的程序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可能是一个听起来很抽象化的词，但当它具体到某一项资金的投入，某一项法律的实施，某一项制度的推行时，它就和百姓和民生息息相关。

　　作为单个选民，我们不可能决定多少钱纳税，去哪里看病不难不贵；我们也无法对拿着股民的钱挥霍的大老板说不，限制我们供养的公务员贪污浪费。但是，我们寄希望于我们的代言人能在两会上代表我们行使公民权力——改革个税制度，实施更好的医疗保障，降低行政开支，管好我们的“钱袋子”；寄希望于他们能直言针砭，炮轰积弊，推动变革。

　　不错，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雷人”语录，这些掀起轩然大波的“惊人”之谈，之所以让很多人怒目侧视，并不在于它替利益代言，而在于它们时常违背常识和现实。而且，雷人之语中，自由竞言、有真知灼见、不回避矛盾、直指时弊、监督政府、伸张公民权利的不多。什么样的花当国花、汉字要不要变成繁体字、人民币叫不叫中华元，比起吃饭、上学、看病、养老而言，实在无足轻重。

　　如果所有代表委员，都能“抢话筒”直抒己见，如果那些发言不只是“看病不难不贵”、“政府投资建文化城”之类有明显利益驱动的表达，而是直指政府工作的缺陷和弊端，直面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真正以民众利益至上，再多再“雷人”又何妨？

　　不同意见并不代表我们不团结，直言激辩也不意味着没有共识，只要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不怕杂音、异见和纷争，为民代言，无所谓“雷人”和“炮轰”。热议政事，直言民生，让曾经因庄严而显沉闷的会议变得有活力和生气，让因敬畏而显顺从的气氛变得激烈和民主，才是圆满的大会，成功的大会。(文/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