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瞰海河】

　　津沽风光好

　　“长江西上接天津，万舰吴粳八贡新。”自古以来，依据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蜿蜒纵贯市中心的母亲河——海河，天津的发展和辉煌始终和漕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漕运分为河漕和海漕两大部分。在水运发达的年代，全国不管是河漕还是海漕，都必须从天津进行中转，北方的高粱，南方的大米，甚至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各种生活消费品，都经由天津运往各地。每年的夏秋两季，各路漕运船只云集在三岔河口，形成“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壮观场面。南来北往的船只不仅保障了南北漕运的命脉，也带动了天津卫的发展。

　　天津漕运兴起于元代，当时天津还没有建卫。由于运河淤浅不畅，元政府从江苏刘家港试行海漕经天津入京城取得成功，海漕从此正式开始。每年都有几百万石的漕粮在天津进行转运，天津因此成为南北大交通的重要枢纽，漕运也成为元朝大都的生命补给线。

　　明朝时期，大运河经过疏通，河漕再次兴盛。根据史料记载，每年有三百万石漕粮被运抵京城，运粮官军多达十几万人。由于南北往来的漕船都要在天津进行中转，因此不但没有影响天津在漕运中的地位，反而使它成为南北大交通中的最大受益者。

　　清朝时期，河漕依然兴盛。为保证北京的粮、米供应，清政府每年向南方各省征粮四百万石，经由大运河转运到北京。同时，在“康乾盛世”的百余年间，清政府采取开放海禁，允许漕船捎带更多土货交易，优惠闽粤商船税率等，海漕又逐渐恢复。

　　南北漕船带动了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也使天津更加繁荣。经过近千年的变迁，在海河沿岸留下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丰富的历史风貌。

　　该用什么字眼来形容海河？在天津人心中，它是母亲，是智慧、财富的源头。古时物流之河，而今文化之河，深厚的运河文化，丰富着天津人的生活。

　　千百年来，她默默地流过，带走了几多岁月，带来了对未来的无限遐想。然而，这条蜿蜒旖旎的风景线虽然哺育了无数天津儿女，却很少有人真正深层次地解读过她的灵魂、她的精神。

　　为了全景关照海河风情，全面诠释海河文化，“天津卫”特别策划“瞰海河”系列报道，分为风貌篇、艺术篇、建筑篇、商业篇，共8期，以此告诉您一条真实、厚重的海河。

　　系列报道之【风貌篇】(上)

　　“天津《清明上河图》”

　　再现海河之光

　　水西庄

　　“津门好，诗酒兴飞扬。风雅吟成沽上集，烟波人访水西庄。花月醉千场。”诗句中的水西庄就是清代盐业巨商查日乾与其子在天津兴建的私家园林，位于南运河南岸今芥园一带。

　　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中，将天津水西庄、扬州小玲珑山馆和杭州小山堂并称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始建于雍正元年、兴盛于乾隆时期的水西庄，水木清丽、风景幽雅，据考证，曾有枕溪廊、数帆台、藕香榭、览翠轩、花影庵、泊月舫等数十处胜迹，是彼时园林文化的精品。乾隆皇帝曾四次驻跸于此，留下御诗三首，并赐名“芥园”。

　　园主人查氏不仅是盐商，亦是天津文化名人，重义好客，喜好结交名流雅士，因而水西庄曾人文荟萃，聚集了南来北往的骚人墨客几百人，举行诗会近千场，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庄内设有“沽上校书房”，文物图书收藏众多，专门的戏厅内每日都有大量的演出活动。

　　道光年间，水西庄逐渐败落，庚子年后不幸毁于战火，昔日的楼台亭榭一夜间荡然无存。

　　柳墅行宫

　　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柳墅行宫是当时天津规模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是长芦盐商们捐资为乾隆皇帝建造的一座行宫，旧址在大直沽以西、唐家口以东的海河边。

　　据民国年间出版的《天津县新志》记载，柳墅行宫“周二百四十丈，有房五百间”。整座行宫富丽堂皇气派非凡，大致可分为殿堂区和园林区。殿堂区内阁宇密布、层次分明，园林区内小桥流水、花木扶疏，五步一景，十步一胜，堪称一座“小紫禁城”。乾隆皇帝先后八次驻跸此处，留下了不少御笔亲书，仅书写的匾额就有六处之多，楹联十余处。

　　可惜，这座集南北园林艺术大成的皇家园林只存在了81年。乾隆驾崩后，嘉庆即位。以勤俭闻名的嘉庆皇帝一次也没来过柳墅行宫。嘉庆六年(1801年)天津遭受特大水灾，柳墅行宫受到极大破坏，后虽重建，却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风采。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柳墅行宫被肢解变卖，这座曾闪耀在海河边上的建筑明珠从此荡然无存。

　　遗落的两颗“明珠”

　　许多在海河边曾经辉煌一时的风貌建筑都在历史的长河中遗失了。明清时期，天津建有许多官署园林、私人园林和皇家园林，如水西庄、问津园、浣俗亭、沽水草堂、柳墅行宫……随着岁月的变迁，有些早已无处寻觅，但其曾经的辉煌，也为海河两岸留下了磨灭不去的万种风情。

　　【链接】

　　百年官砝见证海河漕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天津老城厢东门里的一座大杂院门前，青石台阶的棱角已被磨圆，台阶旁边是一个破旧斑驳的垃圾箱，紧挨着垃圾箱的是一个同样斑驳的泔水桶，桶的下面垫着一块四四方方的青色石头。这是过去老城厢里随处可见的门前一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处门前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中年男人正站在不远处，惋惜地看着那块青色的石头。

　　几年后，天津老城区开始拆迁，人们纷纷作别大杂院，带着有用的东西搬进了楼房，门前的青石被遗落在原处，默默见证着历史。还是那个男人，一言不发，把这块经受了近百年岁月洗礼的石头搬回了家。

　　这个男人就是天津的民间收藏家孙林瑞，那块青石则是一块见证了天津漕运盛况的“官砝”。

　　“1986年我就发现了这块石头，虽然那时还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但因为上面有字，所以能肯定是件老物件，说不定就是文物。”孙林瑞告诉记者，当年他曾多次与大杂院的主人交涉想要买走这块石头，都不成，直到拆迁，主人把石头遗弃在原地，他才把它“捡”回了家。后来根据石头上的字和查阅有关资料，才确定这块貌不惊人的石头竟是一块“官砝”。

　　官砝就是过去官方用来称量盐的一种计量工具。作为国家计量单位的标志，古代称这种砝码为“官砝”或者“官码”。在当年漕运兴盛时期，政府为了统一管理盐务，制定了统一的计量方法，“官砝”由此而生。天津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在漕运时期的特殊地位，作为南北大交通的枢纽，无论是河漕还是海漕都要在天津进行中转，官府也在此设立海关政务，管理漕运。而今在靠近三岔河口的老城厢里出现了官砝，恰恰有力地佐证了天津在全国漕运历史上的重要性。

　　孙林瑞收藏的这块官砝外形四方，上端有个把手，看上去像一把石锁，中心还有一个椭圆形的洞。石头表面粗糙，两侧分别刻有“德同”“官砝”和“民国六年”的字样。经测量，官砝长53.5cm，宽37.5cm，高30cm，重达225斤，正是清代漕运时期官砝的标准之一。据孙林瑞介绍，当年他一共发现了两块官砝，另外一块在文庙二道牌坊附近，重量刚好是这块的一倍，验证了官砝重量的倍增原则。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他把那块大官砝捐赠给了天津市民俗博物馆，现在被收藏在老城博物馆里。

　　据查证，官砝在《长芦盐志》中有文字记载，但长期以来都没有实物出现。这两块官砝的发现，填补了国内盐运史上缺乏实物文物的空白，更是天津漕运文化兴盛的一个重要明证。通过它们，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得出当年漕船穿行于海河之上，一路乘风破浪的气势与风采。

　　漕运的兴盛使得天津迅速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以及河海型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作为南接北连、东出西进的水陆交通枢纽，漕船、商船“鱼贯而进，殆无需日”，带来了粮、盐、绸、茶的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贸易发展。

　　天津因河而兴，因漕运而繁荣。早在很久以前，人们便沿海河两岸靠水而居，渐渐形成村落、集市，随着南北交通的日益发达，海河两岸越发繁荣，逐渐形成其独特的历史风貌和市井风情。

　　早在距今二百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一部反应当时大运河全程水利河道情况的《治河全书》就曾描绘了天津水域两岸的景物。京杭大运河蜿蜒曲折进入天津界，作为出入京都的水路咽喉河西务紧邻河边，是历代朝廷设置钞关、驿站、武备之处，数百年间，因其繁华而素有“京东第一镇”“津门首驿”之称。运河流经武清县，沿岸已有些散落的村庄，在与海河交汇的三岔口处，四方的天津城外已有了许多房屋，娘娘庙、望海寺等建筑飞檐高挑，四周杨柳依依、桃花盛开，好一幅春暖花开的景象。

　　到了清末民初，漕运达到鼎盛时期，海河两岸的繁华景象更不可同日而语。天津名画家杜明岑历时二十载绘制的十米长卷《寒秋津卫图》，被誉为“天津的《清明上河图》”，以白描的手法全景展示了海河的漕运盛况及沿河两岸的市井风情。彼时的三岔河口终日船只繁密百舸争流，随着贸易的发展，附近的针市街、估衣街已成为热闹的商业中心，津门不少延续百年的知名老字号都发祥于此。

　　“有钱人去估衣街，没钱的老百姓就去南市。”南市原是城南的一片洼地，后来逐渐形成摆摊卖艺人的聚集之所，也是三教九流汇集之地。穷苦老百姓在此处摆摊卖艺，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是旧时天津市井风情的真实写照。

　　海河漕运不仅给天津带来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也吹来了西洋风。天津开埠以后，西风东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在全国兴起。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负责“所有天津洋务一切事宜”，于是天津成了北方的洋务中心。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也以天津为基地试行他的“新政”，沿中山路修建了北站、中山公园、劝业会场等，开办省立图书馆、天津博物馆、商品陈列馆等，作为北洋实业运动发展的一座平台，意在与租界抗衡。

　　“洋务运动给天津带来了西方文化，历史上，没有哪座城市在中西文化的结合上做得比天津更好。”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郭凤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