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在垃圾桶旁“捡”到一箱首饰，价值超300万元。她没打开就放在洗手间，下班后没见失主就带回家中。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其起诉，检方认为不妥，现此案已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有专家认为梁丽案的意义大于许霆案，是一个可以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广州日报5月11日)

　　本案争论焦点在于，梁丽行为到底属于拾物还是盗物。就梁丽的工作特点，以及新闻中披露的有限信息来判断，若以涉嫌盗窃罪名起诉，尚需提供更多证据。至于法庭最后如何裁量自有公断，笔者所关心的是，在这起“拾”与“盗”的骑墙游移中，法律是否促成梁丽更加积极的摒弃可能存恶的私念。

　　在不赞同将梁丽之举认定为拾物的观点中很有份量的一个理由是，梁丽在确认“捡”到的是贵重物品时，并没有第一时间上交有关部门，梁丽从而失去了洗脱嫌疑的有利时机。但是，如果《物权法》中规定的“拾物有偿”能够在生活中广泛实践，如果梁丽及时上交可能获得必要补偿的话，很难说她不会及时上交这些物品。

　　关于拾物有偿问题，日本法律明文规定，接受物品返还的人应向拾得者给予不少于物品价格5%的酬金；德国民法典则规定，在遗失物价值不低于100马克时，有权获得报酬。拾物有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被法律采纳，而且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非常重视保护拾物者的利益，注重激励拾物者积极主动促成拾物的归还，比如规定一定期限内如无人领取，拾物归拾得者所有，拾物者上交越早，对个人越有利。

　　我国出台的《物权法》首次对“拾物有偿”问题作出了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第一百一十三条则规定，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相关条款还要求拾物者“应当妥善保管失物”。拾物者承担了较多义务，而享受所谓“必要费用”的权利，因没有明确具体界限，意味着把这个皮球踢给了道德。问题是，现实道德提倡拾金不昧，客观上往往造成拾物者除了承担义务外一无所获。不知是否因为这种现实法律困惑，《物权法》出台以来，“拾物有偿”问题一直缺乏代表性的判例，更别谈激励更多人积极上交拾物。

　　如果“拾物有偿”的“国际惯例”在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很难说梁丽不会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此案若能倒促《物权法》不断完善，更加重视对拾物者权益的重视与保护，“拾物有偿”条款更具可操作性，这当是本案的最大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