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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主题是“弘扬民族文化,延续中华文脉”。
围绕相关主题,各地近期已陆续开展了多项活动,13日当天的安排更是精彩纷呈。然而,在这些令人欣喜的景象背后,仍然存在一些让人忧心的现象。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小沈阳是低俗“灰色二人秀”,真正的二人转无声无息灭绝?
作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二人转”,真正令其近年传遍大江南北的,却不是“非遗”的头衔,而是赵本山和小沈阳。
在赵本山的推动下,“刘老根大舞台”日前正式进入京城。加之小沈阳的巡演如火如荼,一时间,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二人转”似乎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
然而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此却并不认可。清华大学美学教授、文化批评家肖鹰即是其中声音最为响亮的一个。他甚至不认为小沈阳是二人转演员,称其所表演的是变了味的“灰色二人秀”。
在肖鹰看来,“小沈阳的表演就是低俗,甚至时有恶俗!”
肖鹰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二人秀”只有两点与“二人转”相同:第一,演员是东北农民出身;第二,以男女配戏(一副架子)为基本表演形式。除此之外,“二人秀”与“二人转”不仅没有相同处,而且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精神,都是相反的。“二人秀”在审美趣味上,追求低俗,甚至恶俗,几乎所有表现对象,在其表演中都要被丑化和恶俗化。
肖鹰认为,小沈阳上央视春晚一夜蹿红,带动的是刘老根大舞台全国“吸金”的二人秀商业巡演,并不能带动二人转的复兴。“二人秀”的红火带来的是对“二人转”的残酷驱逐,使之彻底丧失生存基础而处于绝灭的临界状态。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今天你在东北看不到真正的二人转,只能看到小沈阳所代表的“二人秀”。
要真正的保护二人转,就必须通过立法保证二人转的名义不被非法使用和盗用。必须把作为文化遗产的二人转与娱乐商演的二人秀区别开来。
几位二人转研究的权威专家也表达了与肖鹰类似的看法。
被誉为“二人转王”的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主席韩子平表示,“小沈阳的表演,不是二人转”。什么是本体二人转?概括讲就是:“一发一男两个彩扮的演员,又唱又说又扮又舞,跳进(人物)跳出(人物)表演一个叙事兼代言的诗体故事。”(王肯《土野的美学》)。“现在在娱乐舞台流行的‘二人转’,是与这个本体二人转完全不同的东西。”韩子平说。
“从三四岁就开始围看二人转”的84岁老人、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王兆一则断言,“二人转异化了”。据王兆一介绍,一出山海关,莲花落艺人和东北秧歌结合,就产生了二人转;同时,二人转还吸收了河北梆子,山东民歌、山西民歌等等元素,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他严肃地表示,二人转不只是搞笑,“赵本山说‘二人转就是笑的艺术’,这个我不赞同”。二人转有喜剧,也有悲剧、正剧等。
在王兆一看来,现在一些“民间艺人”表演二人转,以低文化、甚至无文化自居。“这是一种文化取向上的倒退!”
在现代社会,完全脱离市场环境去谈文化遗产的保护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想法。毕竟中国几千年留存下来的宝贵遗产数不胜数,况且将其置于高高的楼阁之上亦非保护正途。但在市场条件下,如何平衡遗产的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则成为颇为棘手的难题。
市场的力量无疑是强大的,倘若目前以小沈阳为代表的这种表演形式最终获得了观众的长久支持,则其或许会主导“二人转”今后的发展方向,那时批评的声音自然逐渐消失。但那些不为人熟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命运又将如何?是放下身段迎合市场,还是坚持本色苦守“寒窑”?遗产传承人面前的这道难题,关乎生死,着实不易回答。
文化遗产是“下蛋的母鸡”么?
在市场面前,各级政府面对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时同样需要作出选择。但在不少专家学者看来,一些地方将遗产看成“会下蛋的母鸡”,所用的方法并不可取。
有报道称,近年来“重申报、轻保护”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怪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申报“非遗”,主要是希望靠政策给予资金扶持,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从旅游开发的角度考虑,希望借此提高本地的“知名度”。
“近些年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对文物古迹破坏很严重。”已是87岁高龄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日前忧心忡忡地表示,现在有些古迹遗址强调旅游开发,忽略了对文物的保护。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并非不能开发,有的开发是好的,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好处。但问题是文化遗产的开发跟地方官员的政绩、开发商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结果对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
“以前过分注意经济建设,文化遗产的损失巨大,现在遇到经济危机,又把文化变成经济的工具,继续拿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可能又进入新的一轮怪圈,产生的危害可能要10年以后才能看到。”冯骥才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星亮亦表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注重科学性,尤其要防止开发性破坏。
在何星亮看来,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性破坏现象十分严重,表现在:一是某些古老的村落被确定为保护区之后,便进行过度的旅游开发,修建许多与村落不协调的旅游服务设施,严重影响古村落景观;二是某遗产被评定为国家或省级名录后,便片面地去开发它的经济价值,按照某些肤浅时尚的审美趣味加以改造,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制作大量机械复制;三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刻意营造一些与当地民俗差异很大的“伪民俗”;四是错误地认为越原始、越落后、越怪僻就越能吸引人,把历史上某一时段的民俗或部分地区的民俗作为当代全民族的习俗;五是“西化”现象严重,模仿西式风格和模式进行装饰,半土半洋。
那么,如何权衡文化遗产带来的经济、社会和其它方面的效益?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阙维民认为,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科学研究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艺术鉴赏的等等,旅游开发只是遗产利用价值的一个方面,而不是惟一方面。文化遗产的遗产价值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但不应是原始的经济效益。文化遗产地有“保护区”、“缓冲区”,有的遗产地还外加“风貌保护区”。而文化遗产旅游的经济效益应该在“缓冲区”与“保护区”之外产生。
诚如斯言,商业价值只不过是文化遗产的一小部分价值,过度地在保护中开发其商业价值,可能会因为商业固有的短视和逐利而对优秀的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避免使其遭到挖掘式开发的破坏,真正延续祖先传下来的文脉,将是相关各方在今后始终需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传承节庆文化
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于传承节庆文化的话题是绕不开的。前一段中国端午申遗的报道,就再次引发了网友热议。
有评论指出,近百年来,在众多外来节庆的文化挤压下,以农历节气和宗教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节日并未得到妥善保留——那些已经延续千百年的传统节日,或是被意义相近的“洋节”取代,或是成为可有可无的平常日子。
事实上,传统节日的含义不单纯在于旅游、假期或是消费,其中文化传承的意义同等重要。仅靠增加节日或是开辟“小长假”无法完全复活那些民俗传统,正如端午节的传统不只是包粽子、赛龙舟、挂菖蒲等符号表象,或只是屈原、伍子胥这些历史名人。
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则认为,传统节日在新时代下缺乏新形式和新内容。现在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主要还是政府行为,缺乏民众和民间组织的自觉参与。
冯骥才提出三点建议:一要通过借助媒体宣传,引导公众温习传统。因为现在是媒体指导生活的时代,所以媒体还是最强势的,媒体要在节日里用引起公众兴趣的方式,让公众对传统节日有兴趣。二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节日文化进入我们的教育。要用非常生动的方式,推进节日读本进入中小学教材。如果我们要专门给小孩写一个文化读本,看一看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告诉老师这个东西别进入考试。三要改良传统节日文化,不断创新丰富,使之与现代大众心理相契合。实际上,这些年我们也做了一些创造,包括春节晚会上的创造,包括网络、短信拜年。民俗就是一点点的不断尝试、不断创造、不断被大家认同建立起来的。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表示,我们现在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节庆文化,重点就是追求“原汁原味”,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这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年轻一代首先要重新认识民族的历史,认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不要让祖宗的遗产在这一代消失,然后,才是保护它、传承它,发扬光大。这恐怕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唤醒公众参与意识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应采取的举措,各方声音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遗产保护,需要政府参与,更需要唤醒公众参与的意识。
从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按照每人8000元的标准,资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地方各级财政也加大投入,专门安排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经费,并为传承人创造必要的传习条件和场所,鼓励代表性传承人积极履行传承责任和义务。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资华筠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除了以政府为主导和充分发挥专家的理论引领和咨询作用外,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热心参与和支持。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则指出,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可以完成的一项工作,它需要调动大众的积极性,使之成为一项全民关注的事业。
单霁翔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还曾提到一件事。2004年7月20号,在贵州的黎平县的地坪乡,有一次特大洪水,黎平县地坪乡有一个风雨桥,叫地坪风雨桥,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非常地漂亮。但在这次洪水来的时候,整个桥被洪水就巨浪给吞没了,那么村里老百姓就怕这座桥被冲垮,就从家里拿了铁丝拿了所有的绳子来捆这个桥,最后没抵挡住洪水,这个桥轰然地就倒塌了,就在这个桥垮塌的一瞬间,当时在场的,这是侗族的村寨,侗族的男性的村民,全部跃入了洪水,三天三夜一直从贵州打捞到广西,沿途见到村庄的村民就告诉,从上面漂下来的木头是我们家乡的风雨桥,帮我们保留我们过几天会来运的,一直打捞到广西。后来又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居然这座桥的73%的构架,运回了家乡,再一清点,桥上有28根大木,就是支撑着桥的框架的大木,一个都没有少。
单霁翔认为,民众如果对文化遗产,对自己家乡的文化遗产有这种感情的时候,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真正的安全。
有资料显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大都与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密不可分。在法国,文化遗产保护虽然由文化部门牵头,但在具体细节的落实上,大都由一些民间组织去完成;韩国更是把民众参与作为文化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遍及全国的民俗博物馆,各种形式的民俗演出队和遍布社区、学校的民族文化学习班,让广大民众充分得到文化遗产参与与分享的机会。
尽管民众参与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目前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在今年“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有媒体曾进行专题调查,结果在“你是否知道文化遗产日”一栏,竟然有88%的人选择“不知道”。
由此可见,虽然近年来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做了不少工作,并且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周六确定为“文化遗产日”,但要真正让文化遗产保护走入公众,成为一种全社会行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唤醒公众文保意识,关键在于教育
要想唤醒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小学阶段普及相关知识,从而使之深入人心。
从各方报道来看,目前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遗产的认知仍有待提高,愿意研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是寥寥无几,这也导致了一些技艺后继乏人,面临“绝种”的窘境。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惟有从小开始进行相关教育,使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根植于心。毕竟,当下的少年儿童,才是明天传承祖先文化遗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