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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旧址 |
1948年7月,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人民解放军正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刻,古城长沙充满了夏日的躁动。
这时,一个人的到来,让弥漫在长沙城紧张的政治空气出现缓和。他就是程潜,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到来立刻进入中共湖南省工委的视野。此后,程潜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让时任湖南省工委书记的周里发现,“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应该争取过来。”回首历史,如此敏锐的统战意识,使得长沙在一年之后和平解放,避免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
“湖南家长”主政
当解放战争进入到1949年7月的时候,解放军不但已解放了南京、武汉,而且湘东北的临湘、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醴陵、常德、安乡等十余县也相继解放,此时白崇禧已退守湖南,并想逼迫程潜离开湖南去广州任考试院长,已进行了一年策反工作的长沙是战是和?这是周里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前一年的7月,新任国民党长沙靖绥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来到长沙。湖南省工委在对他作了分析后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理由有三:一是他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拥护国共合作;二是他是湖南人,不能不替家乡人民着想;第三,他与蒋介石和桂系都有矛盾。”程潜上任后也释放出多种积极的信号,如发布了“限租护佃”的布告和《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书》、撤销了“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反共组织等,表现出了向人民靠拢的意愿。而程潜的这些举动,都在以周里为首的湖南省工委的视线之中。这也正是湖南省工委决定争取程潜的政治基础。
省工委随即确定由地下党员余志宏专门做以程潜为主的上层统战工作,由周里直接领导。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认识一些上层人士,后到湖南大学任讲师,而且他与程潜还是醴陵老乡。周里认为选他来做这个工作是合适的。
要争取程潜,就要通过能接近程潜的人去做工作,而程星龄无疑是最佳人选。程星龄是程潜的族弟,曾被蒋介石以共产党嫌疑在台湾拘押过。余志宏与有关人士商量决定,写信将程星龄请回湖南。
余志宏又了解到,住在湖南大学附近桃子湖的省政府顾问方叔章,有思想进步倾向,他经常出入省政府,可以与程潜无话不谈,便想办法认识了方叔章,并通过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动员方叔章去做争取程潜的工作。
一次便宴触动程潜
程星龄于1948年8月来长沙后,周里和余志宏多次与他会面,商量如何争取程潜。当时开展了两项影响较大的活动。
一项是王家菜园的时事座谈会,参加人员有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银行界知名人士唐文燮等五六人。这个座谈会每周一次,经常在王家菜园蒋昆家举行。这个座谈会,提高了大家对时局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还有一项,便是桃子湖的便宴。这年冬,经余志宏安排,方叔章在自己家里请了一次客,前来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接近程潜的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李达说话直率,“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此次便宴的情况告诉给了程潜。此后,方叔章还多次与程潜谈话,并对他说:“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你一家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这话对程潜有很大的影响。
年底,程潜和程星龄又长谈了一次,省工委了解程潜的思想动向后,便通过程星龄、方叔章及程潜的儿子程博洪去做程潜的工作,最终使程潜消除了原有的疑虑。
陈明仁入调湖南
程潜要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虽然他来湖南后着手整编6个地方保安师,但新兵多,战斗力不强。程星龄就和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商量,把陈明仁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陈明仁是程潜的同乡和学生,两人关系较深,而且陈明仁因他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仗后反而受排挤一事,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他与白崇禧桂系也并无渊源。周里认为,陈明仁也是湖南人,自然也对湖南人民有感情,他也不愿看到湖南人民再次遭遇战争的痛苦,他随程潜一道走和平道路是有可能的。刘斐与白崇禧关系较深,于是,由他到武汉去见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白崇禧为了控制湖南,保护广西老巢,即表同意。
陈明仁来湖南后,即向程潜表示“愿跟颂公走”。不过,他也有顾虑:一是怕泄密,二是怕被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帽子,自己的部队被当俘虏看待。因此,他非常谨慎,在公开场合称要和共产党打到底。程星龄和余志宏就把陈明仁的亲信旧部李君九请来,做陈明仁的工作。周里还派余志宏代表省工委秘密会见了陈明仁,他们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湖南人民的和平愿望,以及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还谈了起义和投降的区别等等。此后,陈明仁逐渐消除了顾虑。
但是,此后人们看到的,仍是陈明仁以反共主战面貌出现。在这非常时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引起蒋介石、白崇禧的怀疑,否则,一切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篾篓藏密信送交毛主席
1949年6月,程潜写了要求和平解放的备忘录,请省工委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程潜在备忘录中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
程潜的备忘录须立即秘密、安全地送交党中央。于是,周里立即请做篾匠的地下党员赵连生特制了一担夹层篾篓,将密写的省工委向华中局的报告和程潜备忘录,一起藏在篾篓夹层中,周里计划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扮成商人,将之送到汉口华中局。
1949年6月22日,长沙李园,周里等人正在商量路上的计划,意外发生了,4名国民党宪兵突然闯了进来。在场的人迅速一同坐下,打起麻将牌来。在场的唐太太见势忙打招呼,拿起哈德门香烟忙不迭叫老总也来两圈,并塞上一包银圆。机智的地下党员们,最终打发走了这队宪兵。
事不宜迟,备忘录必须连夜送出。除了备忘录外,周里还写了一封给华中局的报告,要黄人凌用特制的药水,抄写在纸上。6月23日凌晨,黄人凌会同张友初一起,带着篾篓出发了,一路上,他们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程潜通电起义
一番曲折之后,黄人凌和张友初终于在汉口找到了华中局,并将密件亲手交给了组织部长钱瑛。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收到《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当即给程潜回电说:“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可见毛泽东对程潜的充分信任。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之领导人民民主政权”,“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8月5日傍晚,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一三八师举行入城仪式,分三路浩浩荡荡地进入了长沙市城区。
8月20日,经中央批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周里此时无限喜悦:“地下党的生活结束了,见到天日了!”
本文得到原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曾亲历长沙和平解放的黄道奇以及周里之子周五一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