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老支书高能权

被生产队长派来“带班”的

社员家的宅基地都是2分4厘(约160平方米)，最后建成式样相仿的2层小楼

　　“那个时候……”

　　如果以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2年为界，正当中国大多数村庄刚刚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制约之际，吕家庄村已然通过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在中国农村，由一个人带动一个村经济飞跃的现象，并不新鲜，通常被称为“能人效应”。那一年，64岁的高能权在临近的赵县参观了一家秸秆造纸厂，他惊奇地发现，“这边麦秸进去，那头哗哗地出纸，随后，大把的钞票就到手了”。

　　这位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村支书第一次意识到“无工不富”。于是，他亲自跑到河南引进了3条流水线，自此吕家庄村有了第一家集体企业。

　　很快他又发现，造纸就要有造纸毛毯(一种耗材)。当时，全国只有天津、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厂家能够生产，因此供不应求。于是，高能权派村干部远赴贵州的一家军工企业求购机器。厂家听说是一个“村”要买这种机器，以为是骗子，给订金也不同意。后来还是高能权拍板，用村里凑起的家当支付了全部货款后，才把机器拉了回来。此后，这个造纸毛毯厂每年上交集体的利润都超过200万元。

　　整个80年代，砖厂、塑编厂、五金厂、制帽厂等16家集体企业先后落户吕家庄村，每年共上缴集体近千万元。

　　吕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就在那个时候从镇政府回到村里。“那时候老支书还年轻，村里正红火，上什么企业都赚钱。”谈到这段昔日的辉煌时，现今54岁的高建雨忽然望向远方，眼里透出回味的神采。

　　“那个时候，村里大企业也办，小营生也搞。养花、养金鱼、养鸟、养鹅、养奶牛、养梅花鹿。后来又在街上开起了香油坊、醋坊，给社员修自行车、理发、做裁缝……”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连这些服务业也都是集体管理，按劳动收益给社员们计算工分。

　　凭借着老支书的魄力和胆识，吕家庄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跃成为十里八乡的富裕村。不过，如今回忆起那个年代，上了岁数的社员们更多地是在追忆某种“思想”。

　　“那时候，有社员晚上偷偷地为集体起粪，不留名，那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做义务工。”

　　“那时候，都是干部带头劳动——每年，乡干部要下地干100天，大队干部要干200天，生产队长要干300天。”

　　还有社员提到，那时候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老支书是多么“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协委员来村考察，村委会买了两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事后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书全都退给了小卖部。结果，这次招待仅花了7元钱。

　　老支书的一个近亲，因为执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亲为多要一点宅基地被他拒之门外，气得半年不来往。

　　老支书从没为私事用过集体的车。一次，老伴被疯狗咬伤，小儿子私下里要了车带母亲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后立即补交了60元车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故事的流传，历次党支部选举，高能权都能以超过95%的票数当选。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当选时他已经91周岁。

　　“这个家不好当”

　　有时候，老支书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他的书法在村里很出名，从村委会大门到吕家庄小学的牌匾过去都是由他来题写。只不过，近年来他已经很少再提笔。

　　“我写的这个叫自由体。”一次采访间隙，老支书笑着拿出几张单幅字来赏玩。他指着一个“家”字说，“这个字不好写，因为结构不好整。”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个家也不好当。”

　　大约是2004年前后，老支书突然发现，周围那些搞单干的村子开始发展私营企业，有的甚至设立了开发区。结果有些社员不愿意跟集体干了。“他们出去打工一天挣六七十块，给集体干一天挣20块，没钱谁干啊？”

　　近几年来，吕家庄村的那批集体企业已经相继停产，造纸毛毯厂关门之前还有200万元的货物堆在仓库里。现在，16家企业中只剩下一个帽厂还在搞出口产品，但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订单也少了。

　　如今，经过吕家庄村一排排集体企业的厂房，看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招租”。

　　失去工作的社员们又回到了土地上，也开始抱怨挣不着钱。

　　记者第一次到吕家庄村，就碰见第八生产队的20多位社员正三三两两聚在麦田里，但凡有外乡人经过，便放下手中的镰刀开始张望。

　　“记者同志，你说集体好还是分了好？”在得知记者身份之后，一位30多岁的社员跑过来问道，还没等回应，他又抢着回答，“要我说，还是分了地好。你看别的村，爱吃玉米就种玉米，爱吃谷子就种谷子，多自在。你去转悠转悠，周围分地的几个村比我们强多了。南边那个强，北边那个也强。”

　　说着话，五六个社员围拢过来，七嘴八舌讲开了。

　　“现在挣工分就3000块，刨掉口粮，剩不了几个钱。”

　　“如今这集体还不如人民公社呢，过去当队长的带头干。现在他们也不干活儿，就会说"你干就干，不干滚蛋"。”

　　正说着起劲儿，记者忽然发现，刚才在麦田里干活儿的人一转眼都不见了。“队长又不来了，都散了呗。”那位30多岁的社员说。说完他也忙着去找带班的人记工分去了。“这就跟放羊一样，得找头羊啊。”

　　社员们说，七八年前那会儿，人少活儿多，大家多劳多得。现在因为机械化之后活儿少了，劳动力却过剩了。还有些人“两条腿走路的”，又在厂子干，又在田里待着，一天记两份工。现在村里只要是能动的就下地，出来就有工分，劳动力比过去增加了一半。

　　于是，有生产队长发明了“摸球”。活儿难做，没人肯做，就摸球；活儿好做，人人争做，也要摸球。反正摸到的干，摸不到的看。

　　后来从生产队长到社员更是形成了默契。比如拔草的时候，社员们就用脚踩踩，如果连根拔了，下次还拔什么？社员们编了句顺口溜：“拔草不拔根，拔根挣不到分。”

　　不过，对于是不是要把地分了，一些年老的社员不像年轻人那样不顾一切。“像我们这样上岁数的人还是待在集体里好。”71岁的社员老高说，“反正出勤就有口饭吃。”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也像他这样守在地里，守一辈子。

　　如今，社员们都在期盼老支书能力挽狂澜，再现这个村庄往日的荣光。却又不免担心，这位已年过九十的老人会不会感到力不从心。

　　在已经追随了老支书一辈子的老高看来，“目前的困难只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

　　然而，一个自称“从未见过老支书”的年轻人却在一旁插话了：“一个清朝末年(实则是民国初)出生的人，还能带领我们搞现代化吗？”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

　　面对这位掌管了这个村庄60年的老支书，那些在新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并没有他们父辈的那种“敬畏”。他们对这个集体和领导者的怀疑，有时也会传到老支书的耳朵里。

　　早在人民公社时期，老支书就已经是“三起三落”，对他来说，这些质疑“就像是浮云”。他总是笑着说，“心里没病，就死不了人。”

　　老支书更愿意相信，时下年轻人对于分地的诉求，只是因为没活儿干，而不是发自内心。

　　每天早上，老支书的桌子上都会摆上《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纪检监察报》，这位出生于民国初的老人，希望藉此“与时俱进”。

　　“你去采访过小岗村吗？”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老支书忽然问道，“报上说，小岗村又把地合起来了？总书记也去过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老支书对报道中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当年参加按手印的小岗村村民严金昌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儿。”

　　“就算亩产小麦1000斤，一亩也才卖800元。现在化肥都涨到4000元一吨了。农民赚不到钱。”这位坚持集体领导的老支书认为，如果单靠发展农业，包产到户已经走到头了。

　　他至今仍然保留着关于《小岗新路》的剪报，似乎想以此来证明自己当初的抉择是对的。然而就在小岗村试图进行新型合作化的求富实践时，吕家庄村这个曾经辉煌的集体也陷入了危机。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过去吕家庄村的人均纯收入一直在全市范围内遥遥领先，然而当2008年晋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794元时，吕家庄村的统计数据为6200元。

　　集体中的人们并不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他们只相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过去，他们的日子过得比邻村要好得多，现在已经逐渐被赶上甚至超过了。

　　有一位六队的社员私下里议论，说这是因为老支书“老了，保守了”。

　　然而在老支书看来，这只是因为“集体企业不好办了”。

　　村里仅存的帽厂去年上交了利润60万元，但集体能奖励厂长的也只有378个工的分红和3万元奖金。尽管已经是这么多年来最高的奖金，但谁都明白，那些有才干的人如果自己干个体，少说能拿个十万八万元。

　　此外，集体企业里充斥了大量的后勤人员、行政人员，好些都是干部家属，又都上岁数了。“有的建厂时就在，现在是功臣了，但是老了，不能干了。他会问"凭什么不让我待？我在这儿的时候你在哪呢？"他跟你讲这个，你没办法。”党支部副书记高建雨说。

　　“如果能裁掉20个，厂子一样运转，而减员增效的利润就是20多万元。”高建雨早就算过这笔账，由此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一些国有企业要改制。

　　“现在人人都盯着钱。”老支书也承认这一点，“没钱没法过日子。”

　　老支书甚至特意调查过，就在村委会所在的这条街上，做买卖的社员已经有100多个，小门市部有30多个。大多数人过得挺好，还挺赚钱。

　　“形势就是这形势，个人改变不了。”这位坚持集体经营的老人也不得不转变思想，“只要有效益，劳力有出路，就可以干。”

　　今年，村里就为一位养猪大户划拨了60亩地。对方除了每年要交给集体6万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雇员必须从本村的社员里选。

　　于是，这个曾经不允许个人单干的集体，近年来也开始鼓励甚至每年拿出60万元来资助社员发展个体私营，通过这种手段来转移集体中剩余的劳动力。

　　对吕家庄村来说，这是一次不知不觉、或许也是不情不愿的转型。

　　老支书得了抑郁症

　　老支书真的老了，村里这个岁数的老人如今只剩下8位。那些他看着长起来的娃娃有的都已进入暮年。村里不少年轻人从来没见过这位最高领导人。

　　全村的社员大会很久没有再开过。大喇叭里的宣传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推销太阳能热水器的广告。

　　2006年10月17日，那时各村党支部都在搞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时年88岁的高能权好不容易把42页材料读完，开始写心得体会。写着写着，突然一阵头晕，自此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并开始发烧。

　　社员们把老支书送到省城医院住了18天,一番检查之后，医生开了一种叫黛力新的药。

　　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得了抑郁症。

　　“您是不是该培养接班人了？”据说，各级领导来参观考察，都好问这个问题。

　　吕家庄村的领导班子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因为20多年来没怎么调整过。老支书的小儿子高久信刚被选为支委的时候才25岁，如今也已经年过半百。尽管如此，他也仍然是9个支委中最年轻的。还有两位56岁，一位58岁，其余的都已经六七十岁。

　　尽管人们都知道支书是选举的，但是人们也都很在意老支书的意见。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含含糊糊。社员们猜测，或许是没有他看中的人。

　　由于这个集体和老支书的存在，吕家庄村至今仍被各界人士另眼相看。老支书声名远播，有些地方想把老支书树为典型，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他的精神。后来老支书写了封信寄去，信中说工厂关门了，帽厂订单也少了，鸭梨降到13元一箱也卖不出去……

　　“谁不想干好啊，可干好不容易。”老支书叹了口气说道。

　　这已经不是20多年前那个上什么企业都赚钱的时代了。

　　支委高久信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都说纤维素赚钱。那一年光晋州市就上了50多家私营企业。结果价格从4万元一吨掉到两万元一吨。

　　村干部们都在庆幸当时没跟风上这个项目。“市场规律吧，你不好说这事。”高久信说，就像猪肉价格从高峰跌到低谷，现在又回升了，真闹不准。

　　一个相对稳妥的想法已经得到了老支书的认可，未来吕家庄村打算用集体的土地入股，引进大的企业，同时解决社员就业问题。

　　但是，干部们南下北上去考察过梨汁厂、方便面厂，还有一个手机充电器厂，却因为种种因素，没引进成功。

　　“如果您再年轻20岁，是不是这些就不成问题了？”有人问老支书。

　　老支书笑了，脸上闪过异样的羞涩，就像是个孩子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表情。

　　无论如何，老支书再也无法像当年那样南下北上为集体奔忙了。

　　他挥着手与记者道别，然后转过身，向屋里走去，留下一串拖鞋在地上滑动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