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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金汤桥
金汤桥,矗立津门海河之畔一百零三年,见证了三个时代的荣辱与悲壮。那流经百年光影依然保存完整的英式钢桥,以及雄浑的会师雕塑,不禁把人的思绪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场城市攻坚战。
战前,金汤桥非唯一选择
《渤海早报》:解放天津是辽沈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迅速挥师入关的背景下发动的,而且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针对人口规模达200万的大城市的攻坚战,再加之天津特殊的地理地形和守敌的“大天津堡垒化”防御体系,天津解放的作战部署是怎样的?
王凯捷(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三处处长、副研究员):确实,面对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解放军在攻城作战方针上经过了一番认真思考。现在广为人知的是,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
但是,以刘亚楼为首的天津前线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如果我军主力全力向一个方向或目标推进,有反被守城敌军两面夹击的风险;其次,东北野战军(以下简称“东野”)是第一次打天津这样地形条件复杂的大城市,缺乏巷战经验;再次,打通中部的战斗中极有可能遇到沿途敌人的顽强阻击或遭遇其他特殊情况。综合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刘亚楼对天津战役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东野进攻天津东西对进部队进入纵深作战后,在向金汤桥、金钢桥地区进击的同时,主力部队要及时分兵,迅速向南北两翼发起攻击,歼灭各地守军。这表明,战前金汤桥并非东西对进的唯一目标。此后的战役进程也证明,这一作战部署,缩短了战斗时间,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这座有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比中央军委限定3天的时间提前了43个小时。
战后四年,首提“金汤桥会师”
《渤海早报》:我们现在都说“金汤桥会师”,并将金汤桥作为天津解放的标志,那么当年为何选定金汤桥作为东西对进两路大军会师的地方?
王凯捷:其实,严格说来,我们常说的“金汤桥会师”是不够准确的,因为金汤桥并非东西对进唯一目标。无论是平津前线司令部给天津前线指挥部的指示电,还是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以及刘亚楼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录,都一致指出应以金钢桥、金汤桥及以南为东西对进夹击的目标。从天津市区地图上分析,横跨海河中游的几座桥梁南北相距不到3公里,大兵团在如此狭小的地域内绝难确定一点、一地作为东西对进夹击的唯一选择,只不过金汤桥位置更突出。此外,东野1纵、2纵、8纵等部队的战史和当年的指战员回忆录,都表示金钢桥、金汤桥地区是东西两路对进部队会合的区域。
实际上,陈长捷在金汤桥地区设防的第293师兵力不足且驻防分散,防守金钢桥、金汤桥的敌部队分别只有一个加强连和1个排,东野1纵某部8连15日凌晨抵达后,尚未来得及抵抗即被缴械。随后陆续抵达金钢桥、金汤桥地区会合的东西对进突击部队,迅即分兵,支援正在南北地区与敌激战的主力部队。
《渤海早报》:那么“金汤桥会师”这一说法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
王凯捷:解放后,之所以选择金汤桥作为天津解放的象征,主要是考虑到金汤桥在要打通的中部地区上所处的突出位置,以及东西两路部队中三个纵队的突击部队曾先后进占该桥的历史背景。当年参加指挥天津战役的原38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等首长,在1953年一次会议上针对一些老同志提出的为永远纪念天津解放、弘扬部队优良传统,建立纪念天津解放的标志性建筑,提议在当年“拦腰斩断”任务中起关键作用的金汤桥作为象征。
另外,鲜为人知的是,今天我们经常所见的会师照片,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前苏联随军摄影队在解放桥补拍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作为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金汤桥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其政治意义也早已大大超出当年的军事作用。
要求攻城将士记住陈长捷的长相、口音等
《渤海早报》:陈长捷作为天津警备司令,在天津战役中被我军活捉,对于国民党守军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尤其是对北平的傅作义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我军在部署天津作战方案时,是不是对陈长捷有特别的安排?
王凯捷:确实是这样,当年,“打进天津卫,活捉陈长捷”成为我军参战部队指战员广为流传的口号和共同心声。1949年1月12日18时,林彪致电刘亚楼及参战各部队首长:“盼你们将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相貌、口音、年龄等等,事先通报部队,以便打下天津后活捉三匪首,给北平敌以精神打击。”
1948年6月,陈长捷从兰州调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主要任务是在三四个月内改建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在津抽调壮丁组建警备旅。为此,陈长捷踌躇满志,认为经过他的指挥,重建和加固天津河防及城防,打造一个堡垒化的大天津,固若金汤,正在其他战场鏖战的解放军是难以攻破天津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解放军进展如此神速。当东野某部于15日早上7点多攻入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旁日本神社地下指挥所时,正坐在沙发上的陈长捷还在与傅作义通话,傅作义正说“可以接洽和平”,解放军的士兵已经站在了他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