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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原市长蒋宏坤已于日前出任苏州市委书记,以接替从这一位置调任深圳市长(代)的王荣。在官方公布的蒋宏坤简历中,“在职大专”学历引起极大关注。“低学历”的高官,蒋宏坤不是第一例。在8月8日结束的上海浦东“两会”上,1953年5月出生、同为在职大专学历的姜樑当选为新任区长。去年上任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其学历是中专(8月21日《重庆晚报》)。
如今的人才市场上,随便一个小企业招聘都敢要求“大专以上学历”,连洗脚城招工都能引来大批本科硕士,在这样的语境下,“在职大专”无疑是尴尬的,而“中专”更是拿不出手。那么,作为地方官员乃至部委高官,为何敢于公开自己的低学历?而低学历官员又为何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并且这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认可、支持与追捧?
引起“极大关注”的原因,说来倒也简单。无非是一种强烈的反差:当大多数官员都是本科、硕士乃至博士时,个别官员的中专、大专当然很醒目,甚至夺目。如果把这种反差放到某个单位,比如高校、研究部门,等等,那么这些极少数低学历的同志日子一定不好过,因为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高水平一定要以高学历为依托;学历低,那么你的水平也高不到哪儿去。但在更多领域,学历和水平并不成正比,而有时候,两者却成反比,学历低的水平反而高,学历高的反倒能力不强。今年年初,广东省委书记在一次会上就批评道,“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面对复杂局面,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这句话就像是泼给某些高学历官员的一瓢冷水。
当然,在这个学习型社会里,学历高其实并非坏事,但关键是,学历高必须是真高,而不是虚高。而我们的某些高学历官员,恰恰是有些虚的。去年6月,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以此质疑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被“双规”的王益的高学历。葛剑雄感叹:作为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我深知,要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非易事。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者金钱的介入。而此前,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
两位教授的话或许刺耳了些,但却真实地揭开了某些地方“权学交易”的盖子。通过这种交易,官员可以轻松拿到高学历,高校可以获得好资源。但如此一来,“文凭腐败”、“学术腐败”也就成了人们心中的痛;而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学位含金量的不断下降。
当官员的高学历越来越不值钱,低学历成为“香饽饽”就具备了可能性。在人们看来,蒋宏坤、张平等高官之所以“学历低”,是因为他们没有弄虚作假。他们的低学历,恰好是一纸“诚信证书”,反衬出某些高学历官员的不诚信、不老实。那些为壮门面搞来的高学历,如今却成了尴尬的源泉。
不过,我们固然可以对低学历官员的诚实报以赞赏,但决不应对此盲目崇拜。须知,蒋宏坤等人的低学历很可能是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我们应认识到,低学历在今天并非主流,而在未来,打造知识型官员、学者型官员,告别低学历才是潮流。如果一味认定低学历即诚信,低学历方诚信,那就是又从另一极端走进了误区,是我们的尴尬了。(刘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