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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将尽,学生们又要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一批大学新生将迎来崭新的大学生活,而这其中不少学生来自于贫困家庭,他们能够走进大学校园安心学习,是得到了无数爱心人士的热心资助。天津人,自古就有一副古道热肠;在各种形式的慈善捐助中,天津人尤其对兴学助教特别热衷。
天津作为北方的大都会,历来人口的流动频率高,尤其近代以来,战祸连年不断,水旱灾难频发,周围农村的灾民来天津逃难,动辄数万人。因此,天津的慈善事业颇为兴旺,社会上各种慈善团体比比皆是,形形色色的慈善家极为活跃。上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志略》主编宋蕴璞曾认为:“近论河北,远论全国,对社会公益之热,对慈善事业之诚,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不得不让天津首屈一指。”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云兰博士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近代天津慈善事业研究,她认为,天津人的乐善好施与天津的地域特点和城市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天津城市形成的历史来看,天津是个移民城市,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需要一种互助精神来共同生存。加之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码头文化造就了天津人热情、仗义、扶危助困、打抱不平的天性。所有这些,都使得天津这个城市充满了温暖的味道,也使得慈善事业在这里特别容易推行。”
任云兰还提到了官方倡导与媒体倡导对地方士绅投身慈善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民初官方非常鼓励地方士绅的慈善行为,奖励他们牌匾、牌楼等等,这无异于一种巨大的精神鼓励。与此同时,当时的《直报》《大公报》对于慈善行为的关注度也非常高,对义举进行褒奖,甚至将某些个人编入地方志,这也使得富商巨贾通过做善事实现个人‘修书立传,流芳百世’的愿望。”天津本地宗教事业发达,使得众多普通市民也加入到了慈善活动中,所以说天津的慈善活动有着很好的民间基础。
任云兰在研究中发现,天津地方士绅的慈善活动与国内其他城市还有着最大的一个区别,那就是天津的民间慈善活动始终与官方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在全国其他地方,民间慈善活动与官方是完全分离的,互相不加以干涉。但是在天津,慈善事业的官民合作非常微妙,民间慈善机构并不介意官方的监督和介入,而官方对民间的慈善活动也始终给予各种条件上的鼓励与支持,在这种微妙的和谐中,天津的慈善事业非常有成就。
天津开埠之后,受西方思想影响,天津本地的社会士绅在慈善活动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变化,与同期国内其他省市相比,带有明显的近代特征。
“他们首先在慈善与救济的内容对象上有所更新和扩大。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慈善与救济内容仅限于育婴、恤嫠、养老、施棺、舍药,主要对象是社会上极端贫穷和处于弱势的人群,如鳏寡孤独贫民和废疾贫困之人。近代天津的慈善救济事业的救济对象有所扩大,不仅仅限于对鳏寡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具有了近代慈善公益活动的特征。此外,天津的慈善家树立了明显的‘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传统时期,慈善救济机构对收养人员往往采取单纯的收养办法,为他们提供食宿、医疗救济和施棺抬埋,而很少在对他们收养的同时,传授一些谋生的技艺,以使其能够自理自救。近代慈善家和慈善机构一改传统做法,从单纯的收养转变为教养兼施,慈善家积极兴学助教,慈善机构也大多办有义塾,为适龄的学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隆顺榕卞家三代帮学
天津士绅助学,以家族为体系,往往几代人传承相继。民初的“乡祠卞家”为民初天津八大家之一,其家庭公益助学之风延续三辈人。
卞氏后人卞学诊回忆,1901年天津开展新学运动。翌年由名教育家、南开创办人严范孙及林墨青建民立第一小学堂,由卞禹昌(赓言)任学董。年底又由卞宝廉(酌泉)、卞世清(襄宸)与张炳邀同林墨青创办民立第二小学,后改名天津私立第二小学。1915年后另聘卞耀昌(星南)、卞蕃昌(滋如)等六人为校董,该校即南开区南门里小学前身。
卞禹昌曾为清廪膳生,庚子事变后,痛心国难,深感以教兴国之必要。1905年卞禹昌自费东渡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又游历上海、武昌、北京、保定等地,后被任命为天津学务总董,筹设天津劝学所,并兼任学务处议员;学务公所成立后兼任议绅。在父辈大力支持下,卞禹昌兴办民立第二两等小学堂。因兴学有功,他与林墨青同被委以推行官立新学之校董,二人主持创办的官立小学有16所之多。为兴新学奔波劳顿,积劳成疾,46岁即病逝。民国初年,卞蕃昌主持创立天津私立蒙养园,由卞肇新夫人、严范孙长女严智蠲任园长,卞煜光外孙女韩昹华在该园任教。而卞家最为出名的把隆顺榕做大做强的卞肇新毕生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曾担任南开中学、新学书院、汇文中学、中西女中、培才小学等校董事,1920年至1937年连任南开大学校董。
除上述卞家几位知名人士,卞氏家族还有一位出资办学的女性,她就是卞颂清的妻子史太夫人。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被封闭在家中,大多不知天下事。史太夫人有鉴于此,1913年临终前,嘱其子卞会昌(际云)丧事从简,捐银元5000元,兴办卞氏初等小学,资助因贫寒而失学或无力受教育之子弟。在天津县视学兼劝学所总董华泽沅主持下,于府学明伦堂,办起了卞氏小学;教育司和天津县为表彰史太夫人,赠“儒术婆心”匾一方。
义塾
天津最早的慈善教育机构
天津最早的慈善教育机构应该是清代早期兴起的义塾。史料记载,义塾的主要任务为教育学童读书、认字和写算,属于官办民助的形式,是清代早期天津地方的教育设施。清初由长芦盐运司设置义塾共计八处,由天津县知县所设的有四处。这些义学分布于各庙宇中,没有特定的教学场所。康熙四十七年,天津道李发甲捐设义塾四处。乾隆五十七年运使稽承志、嘉庆二年运使同兴、嘉庆八年运使索诺木札木楚各增设义塾一处。
乾隆五十七年起,天津逐渐出现了民间商人富甲捐款筹办的义塾,各类社会名流、地方士绅纷纷以兴办义塾为乐事,为天津地方的基础教育奠定了基础。义塾章程规定:凡富厚及小康之家子弟,概不收教;委系寒素,无论远近尽可送塾。义塾又分“总塾”和“分塾”两级,总塾收贫寒子弟已能作应试文者;分塾则收贫寒幼童,分塾生能作文时可改入总塾。总分各塾皆有定额,其额数说法不一,据《证学编》载为20人,据《津门杂记》载则为16人。
在同治、光绪年间,天津所存义塾,有总塾5处:计津海关道崇正、崇敬、崇文3总塾,盐运使会文总塾及天津府兴让总塾。分设在城内外的分塾有20处,隶于盐运使的有10塾,隶于海关道的有9塾,隶于天津府的有1塾。至光绪初年,天津共有官办义塾23处,民办义塾6处。后来这些义塾,随着新学的兴起,一般都为新兴学堂所取代。
天津慈惠小学,创立于1926年8月18日,校址初在法租界广德里,经费以入抵出,所差甚巨,无法支撑时,就举办游艺会义务戏等,勉渡难关,此外则赖市教育局之补贴与董事之义捐。
广仁堂
清末天津最大的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机构办学,不得不提及清末天津最大的慈善机构广仁堂。天津广仁堂,又名天津河间广仁堂,是天津河间两地官员会同地方士绅在光绪初年设立的一个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
广仁堂的设立,充分考虑了天津已有社会机构的存在,堂中设立敬节所和慈幼所,收养寡妇和孤儿,都是补原有机构之空缺。广仁堂只收天津、河间两地孤寡,具有明确的地域性和针对性。
建立广仁堂的李鸿章、郑观应等人皆为近代开明官员,因此广仁堂从建立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近代气息,体现了开明天津士绅的近代慈善观念。考虑到原有救助活动方式“重养轻教”的局限,广仁堂设立了蒙养所、工艺所和力田所,重视对受救济者能力的培养。广仁堂的创建者认为“历来善堂,能于衣食上用心,已云尽美。然养成一班惰民,于世何补?北方素懒,更当力挽其弊。故本堂之设,于读书农工加之意焉。务俾一人有一人之事,渐冀自能谋生。”具体操作办法为:“男孩上等资质立义学以教诗书,中等资质雇梓人教以宋字刊印,余如修发、制衣,皆可因材施教;下等资质试种桑棉稻及区田代田之属,觅浙江老农教以种法。农隙于左近开井,庶耕凿并行,旱年克资灌溉。妇女则纺纱织布、零星女工。”
广仁堂内设六个分所:慈幼所,专门收养男性幼童,很像幼儿园的小班,“初收则为其涤拆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蒙养所,广仁堂里的义塾,“择整齐聪俊者延师课读”;力田所,广仁堂中的务农班,在广仁堂周围农田,挑选粗壮结实的孩子,雇老农教习农艺,收获的粮食蔬菜供堂中自食或上市销售;工艺所,广仁堂中的才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使其出堂自谋衣食”;敬节所,广仁堂中的妇女班,专门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择配”;戒烟所,收治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